極端的年代(下)
本世紀擔負決策重任諸人的認知何等貧乏
繼霍布斯邦《極端的年代》(上)，再花了二十天的時間看完下冊。循著霍氏的語重心長驚渡二十世紀(1914-1991)七十餘年裡，雖汝吾已進入第三千年的世界，吾卻被霍氏的「二十世紀」支解的不知所以!終了!我有的是無數次的驚醒!
究竟霍布斯邦的《極端的年代》留給世人什麼?告誡世人什麼?(霍氏已逝 2012年10月1日逝，95歲)擷取書中一小段:
「本書或許可以幫助我們認識我們面臨的問題是什麼，解決的條件在哪裡；卻不能指出這些條件已經具備多少，或有幾分正在醞釀之中。本書提出的討論，也可以讓我們明白我們所知何其有限，以及本世紀擔負決策重任諸人的認知何等貧乏（已往種種，尤其是本世紀下半期發生的各種事情，他們事先幾乎毫無所知，更別說有所預測）。更進一步，也證實了許多人早已疑心的事實：所謂歷史——在其他許多更重要的事情以外——乃是人類罪行與愚行的記錄。 」
在本書(下)裡:(你可一睹)
1.社會革命 一九四五到一九九○:中古時代的生活結束、農業人口下降、都市化現象、學生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工人生活的中心要素、女性進入職場、女性性別的覺醒、解放。
2.文化革命:家庭與家族、性別與角色的革命、婚姻與生育議題、興起的青少年文化。
3.第三世界: 殖民地解放及各地的革命、人口暴增的現象、土地改革、社會轉型而產生的文化效應。
4. 實存社會主義:極權。
5.危機二十年:凱恩斯派、新自由主義、黃金時代經濟學、黑市經濟。
6.第三世界與革命:韓戰、越戰起、印尼的大屠殺、學生的政治特徵、 世紀末的革命特徵。
7.社會主義告終 :告終的真正原因。
8.前衛已死一九五○後的藝術: 科技為藝術帶來的革命、藝術市場、投資、藝術與金錢關係、現代主義、後現代、前衛、現代派藝術、降人工藝、 20世紀創作的典型模式。
9.魔法師與徒弟 自然科學門派:科技發明、大爆炸、個人特質的影響、人類智慧、人工智慧。
10. 邁向新千年: 未來兩大中心議題將是人口和生態、 20世紀後期的世界經濟、 社會財富的分配、 媒體無孔不入的能力、人民的角色扮演。
整理了上述本書概略資料，相信可從中了解本書的內容包羅萬象，更可從本書的引用書目、延伸閱讀以及索引就有六十九頁多，更能認識霍氏是一個治學嚴謹的偉大的史家!
看完本書做了些筆記，期待你也能從中獲得一些啟發，莫做一個認知貧乏的人。尤其是二十一世紀的新興人類!
第十章 社會革命 一九四五到一九九○
■就在本世紀的第三個25年裡，我們可以看到西方的知識分子正陷入如此的困境之中。一切新名詞當中，都少不了一個「後」（after）字，通常是以拉丁字衍生的同義宇「後」（post）字出之。幾代以來，用以釐定20世紀人類生活精神領域的各式各樣名詞，便紛紛被冠上了一個「後」字 。於是這個世界，以及其所有的相關層面，成為後工業（post－industrial）、後帝國（post－imperial）、後現代（ post－modern）、後結構主義者（post－structuralist）、後馬克思主義者（post－Marxist）、後古騰堡（post－Gutenberg），後這後那，凡事皆後。
■因為在1950年代，80％人類突然結束了中古時代的生活 。更確切的形容是，世人在1960年代，開始感受到中古時代的確壽終正寢了。
就許多層面看，親身經歷這種種蛻變的人，往往無法掌握其中變化的全部意義。因為這些經驗對他們本身而言，僅僅屬於漸進式片斷性的變化，正如同在個人生活當中，無論發生多麼巨大的變化，但在變化發生的當時，卻很少將其視為影響整個人生的大變革。
■歐洲及中東一帶，只剩下土耳其一個國家仍舊堅守著農業文化不放——土耳其的農業人口雖然也呈下降之勢，可是進入1980年中期，卻依然佔有絕對多數的地位。
■20世紀的下半葉裡，世界出現了空前的都市化現象。1980年代中期開始，全球人口已有42％居於城市。
■當墨西哥市的人口在1950年後的30年間幾乎爆增5倍之際，紐約、倫敦、巴黎三地的人口卻開始慢慢脫離市籍，向都市的外郊逐漸遷去。
■學生在政治上所能發揮的作用，主要是為另一股人數更多、卻極易引爆的團體——工人——扮演了信號或雷管的角色。
■於是工人終於成為新科技之下的犧牲品——進入 1980年代尤其如此——生產線上缺乏特殊技術及半技術的男女工人，更難逃這個命運；自動化的機器生產，輕易便可取代他們的地位。隨著1950和60年代全球大繁榮進入尾聲，1970和80年代便成為世界普遍不景氣的年代。
■工人生活裡尚有一項中心要素，也是他們自成一體的重要原因，即在其生活中處處可見的集體性的氣質，一切都是多數的“我們”，支配取代個別的“我”。當年的勞工運動及黨派，之所以能夠打動工人階級的內心，其中力量就在工人中間一個普遍的信念：像他們這樣的人，若要改變命運，個人無能為力，只有靠集體的行動才能奏效；而最有效的集體方式，便是通過組織，不論是經由相互救濟的手段，還是罷工、投票均可。
■貧窮與集體化生活為工人凝聚起來的共同意識，便在民生富裕與私人化之下解體了。
■工人階級中的最上一層——即技術工人及領班管理階級—— …....這些位居頂層的工人階級，沾沾自喜於本身境況蒸蒸日上之餘，逐漸開始有一種想法：作為國家及地方上的納稅人，自己等於在補助那些依賴社會福利維生的“下層階級”（underclass）。下層階級這個帶有惡意的名詞，於1980年代出現，於是這些完全靠公共福利制度而生的人，便成為前者的眼中之釘；..
■移民群也往往聚居於一定地區，或集中在一定的工廠作坊或行業工作，而不涉及其他地區及行業。因此，在如此這般的“區隔化的勞工市場”之中（套句時髦的流行行話），個別族裔工人內部便油然產生堅強的團結意識，並得以長期維繫。既然族裔團體之間沒有競爭，除了極少數的例外，本身境況的好壞自然難以歸罪於他族他群的自私自利所害。
■自19世紀末葉開始，女性便已大批進入辦公室、店鋪，以及其他某些服務業——如電話接線員、看護性職業等等。這一類工作形成所謂“第三類職業”（tertiary occupation）的大量擴張，相對他便侵蝕到作為第一及第二職業的農工業，並將對前二類職業造成絕對性的損害；事實上第三職業的興起，正是20世紀最令人矚目的發展趨勢。
■二戰剛結束時，在多數國家已開發國家之中的女學生比例，僅為全體學生總數的15％～30％，只有芬蘭例外——這個女性解放的高台明燈國度——當時該國女學生的比例已經高達43 ％。但是即使到了1960年，女學生在歐美兩地從未超過半數，唯一的例外為保加利亞——這是另一個較不為人知的親女性國度（就總體而言，社會主義國家鼓勵女性求學較為積極，如東德的增長速度便勝過西德 )。
■到1960年代時，但凡有選舉之地，婦女們均已獲得投票權利，只有某些伊斯蘭國家，以及——說也奇怪——瑞士是個例外。但是，女性運動卻始終未從陰影中重新走出。
■女性性別意識的覺醒，最早也是最驚人的範例，首推羅馬天主教國家內傳統上原本虔信不移的女性信徒的反抗。她們起來抗爭教廷不再受人擁戴的教條限制，最顯著的事例即義大利公民投票贊成離婚（1974年）及較為開放的墮胎法（1981年）。其後又有虔誠的愛爾蘭共和國選出一介女子瑪麗·羅賓遜（Mary Robinson）就任總統 。
■1960年，斯里蘭卡的班達拉奈克夫人成為全球第一位女總理 。
■每當婦女湧入某些對她們開放的行業之後——如以俄國為例，在女醫生成為多數之後——該行業的地位及收入卻也同時降低。蘇聯婦女與西方的女性主義者一般，長久以來習慣於工作，如今卻夢想回到家中，享受只須擔負一項責任的“奢侈”生活。
■事實上僅看共產黨國家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的特性，任何政治活動，若非由政府發起勢不可能成氣候的情況而定，即可得出女性主義自然也無法生存的結論。更進一步來看，即使將這項考慮除外，在此之前西方女性運動關心的話題，事實上也難以引起社會主義婦女的認同與回應。
■而1964年的美國民權法案（AmericanCivil Rights Act）原意只為防止種族歧視，但從加入“性別”一詞後，平等觀念便成為促進西方婦女法律及制度地位的最佳武器。
■在1945年後出外工作的原因沒別的，殘酷一點來說，則是因為如今兒童不再工作了。童工現象如今在西方幾乎完全消失，相反的，讓兒女接受教育，因而改良其人生發展機會的期望卻為為人父母者帶來比以前為重的財務負擔。簡單地說，“在過去，兒童必須工作，使母親待在家中負起持家育兒的責任。而如今呢，當家中需要額外收入貼補家用之際，出外工作者則是母親而非兒童。”
■因此，在這些中產階級圈子裡面，婦女若依然出外工作，最大動機便出於自由及自立的需求了。 ...至於收入的重要性，則不在實質的經濟意義，卻在其中代表的獨立精神：她可以自由花用這筆錢或將之儲存，無須再請示丈夫。.....但在交通和傳播革命的幫助下，如今這種相隔兩地的婚姻在專業界如學術圈中，自1970年代始卻日益普遍。
第十一章 文化革命
■示威行動之成功，不在動員人數之多寡，而在其吸引媒體注意的強度。只要有50名聰明傢伙造聲勢成功，在電視上有5分鐘的報導，其政治效果，不下於——也許稍微有點誇張——50萬名的示威群眾。——波笛爾（Pierre Bourdieu，1994）
■探索文化革命的最佳途徑，莫過於從家庭與家族關係入手，也就是從性別與世代的角色結構上著眼。
■人類種族雖多，卻依然有幾項共同的特徵，比如正式婚姻制度的存在，以及依此享有與配偶進行性關係的專屬特權（所謂“姦淫”，是全世界共同聲討的莫大罪行）。此外尚有婚姻關係中丈夫對妻子（“夫權”）、父母對子女，以及長輩對晚輩的優勢支配地位；家庭組合包括數位主要成員等等，諸如此類，都是人世間四海皆有的現象。
■一般以為，核心家庭是在資產階級和各種個人主義思想興起的影響之下，才於19－20世紀逐漸脫離原有較大的家庭與親族單位，進而演變成西方社會的標準形式。其實這是對歷史的認識不夠，對工業時代之前的社會合作關係及其理論基礎更有著極大的誤解。核心家庭之存在，不始於現代工業社會，即使在具有標準共產性質的社會制度裡面，如巴爾幹半島斯拉夫國家實行的所謂“共同家庭”（zadruga），“每位婦女勤勞操持的對象，均以家庭為最狹窄的定義，即其夫其子。
■英格蘭和威爾斯，可列為變化最劇的特例——1938年時，每58樁婚禮中，只有一對以離婚收場；到1980年代中期，每二點二對新婚夫婦就一對分手——這股趨勢，在自由放任的60年代開始加速；1970年代結束，前述兩地的已婚夫婦，每千對便有十對上離婚，其數字為1961年的5倍。
這個現象自然絕不限於英國一地。事實上，在一些傳統道德具有強烈約束力（如天主教）的國家裡面，其中改變愈發顯明。在比利時、法國和荷蘭三地的離婚率數字（每千人中的年離婚數）於1970－1985年15年間，幾乎躍增3倍。 ...根據70年代美國加州某家婦科的病歷記錄顯示，前往就診的婦女之中，“已婚者顯然大為減少，生育意願也大為降低……對兩性之間的關係適應，顯然也有態度上的改變。”
■1991年時，全美58％的黑人家庭，是由單身婦女撐持門戶，70％的黑人兒童，由單身母親生養。
■1950年時，只有1％的英國婦女曾於婚前與未來的丈夫同居過一段時間；1980年代初期，這個數字跳升為21％。
■即使在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裡，離婚數字高低也依國情不同，不過一般均比資本主義國家為低。其中只有蘇聯與眾不同，倒是一大例外：蘇聯人民急於打破其結婚誓約的心理，僅次於美國。
■1960和1970年代最驚人的政治現象，就是這一年齡層的社會總動員。在政治意味比較沒有那麼濃厚的國家，這一代為唱片業帶來了巨大財富；75％～80％的總出片量——總而言之就是搖滾者音樂——全部被14歲至25歲之間的消費者買去。60年代，各種文化異議邊緣分子期待的政治激化現象，也由這個年齡層的男女一手包辦。向下他們排除兒童，甚至連青年期也一概抹煞（對他們來說，青年期之意，即意味著還不太成熟的半成人）；向上除了幾位大師級人物尚能豁免之外，更完全否定30歲以上眾人的一切人性地位。天地之間，唯我族群獨尊。
■新時代興起的新青少年文化，卻在三方面與以往的看法大異其趣。
首先，所謂“少年十五二十時”，如今不再被視作成人的預備時期，卻意味著完成人生成長的最後一個階段。
青少年文化的第二項新特徵，直接由第一項而來：即這項新文化運動成為“已開發市場經濟”的主力部隊。
都市青少年文化還有第三項與眾不同的特質，即其驚人的國際化現象。
■各國大學之間，從1960年代開始，也建立了快速交流傳播的設施。於是藉著向世界各地傳送的文化形象，藉著徒步天涯年輕旅人的親身接觸，藉著各國大學生日益密切的聯絡網路；更重要的，藉著廣大消費社會時尚流行的強大力量及儕輩壓力，青少年文化向世界各地傳送，一個國際性的青少年文化於此誕生。
■青少年市場於1950年代中期首度被商人發現，掀起了流行音樂工業的革命；在歐洲，則徹底改變了以大眾市場為導向的時尚工業的面目。英國的“十五少年潮”（teen－age boom），即在此時開始；主要基礎，是來自都會中驟然集中的一批收入頗豐的年輕少女，她們擁入不斷擴增的寫字樓和商店工作， ….
■青少年文化就廣義而言，更成為新時代人類文化革命的母體，其內涵包括了風俗活動的規則，休閒方式的安排，以及日愈形成都市男女呼吸主要空間的商業藝術。因此這項文化革命有兩個最重要的特色：一方面它是通俗的、平民化的；一方面它卻又是主張廢棄道德的 。
■兩次大戰之間的年代，百老匯“音樂劇”脫穎而出，一鳴驚人。這種花團錦簇的音樂喜劇，以及點綴其間的舞曲歌謠，事實上依然屬於資產階級的趣味——不過我們很難想像，如果沒有爵士音樂的影響，此風是否還能成其氣候。
■1965年，是法國女裝業褲裝產量超過裙裝的第一年 。
■各種行為的解禁，社會規範的鬆弛，不但愈發推動種種此前被視為禁戒行為的實驗與頻率，也大大地增加了這些行為的曝光率。因此在美國，即使在一向帶動全美風氣的舊金山和紐約兩地（兩地又相互影響），公開從事同性戀的次文化，到1960年代方正式公然露面。
■這股推翻舊秩序的力量，不來自任何一股條理井然的社會新秩序，雖然有人覺得必須正名，硬把功勞歸在“新自由意志主義”（new libertarianism）名下。其中真正的動力，是來自個人慾望巨大無比的自律力量，其假定是建立於一個人人自我規範的個人主義世界推展至極限的境地。
■20世紀後期的文化革命，是一場個人戰勝社會的革命，換言之，是一場打破了人類與社會交織的紋理的革命。長期以來，社會的紋理不但界定了人類之間真正的關係與組織形態，也決定了人類關係的一般規範，以及人與人之間相互對待的預期行為模式。社會中人的角色，雖然不一定正式以成文規定，但事先都有脈胳可循。因此，一旦舊有的行為成規被打破或失去其理性基礎，人的心中便感惶惶不安無所依憑。上一代熟悉這套法則，如今深感所失；下一代不諳人事，只知道眼前這個變調社會。兩代之間，自然難以溝通理解了。
■所幸世界上絕大部分的人類社會裡，舊有的社會紋理與成俗，雖經四分之一世紀以來史無前例的動盪變革，雖有損毀，卻尚未完全解體，不可不謂人類大幸。舊秩序脈絡的存在，對貧苦人尤其重要，因為親族鄰里的濟助扶持，是人在變動世界中生存成功不可或缺的助力。
■在美利堅，監獄已成了美國——尤其是美國黑人——社會問題的主要收容所。1991年，高居全球比例第一的美國監獄囚犯——每10萬人中便有1人在獄中——據報告有15％為精神病患者。
■新道德標榜的個人主義，對西方傳統家庭以及組織性的宗教體系造成了最大的破壞，兩者皆於20世紀的後三分之一時期嚴重崩解。 ..終1960年代，加拿大魁北克（Quebec）地區的彌撒人數，由80％驟降為20％ ….
■1960年代開始，茫然無主的現像在多數發達國家愈為顯著，促成各種五花八門新理論的誕生。從主張極端市場開放的自由主義，到“後現代主義”，形形色色不一而足，通常卻都避開價值判斷的重心不談。充其量，也只把價值判斷貶為無限制個人自由之下唯一僅存的公約數而已。
■“下層階級”（underclass）一詞進入了社會政治科學的詞彙。下層階級，意指全面就業的發達市場社會裡，那群無法或不願在市場經濟中取得本身及家人生計者。而這個市場經濟，在兼有社會福利安全制度補助之下，顯然運作良好，起碼可以適合社會上三分之二人口的需要——至少一直到90年代都如此。德國社會民主派的政治人士葛勒茲（Peter Glotz），對此情況甚感憂心，因此發明了一個新名詞：“三分之二的社會”（the Two Thirds Society）。“下層階級”一詞本身，正如“下層社會”（underworld）一般，意味著一種排除於“正常”社會的地位，往往需要接受公共的供給（貧民住宅與福利救濟）。不足之處 ,.......
■傳統價值崩潰帶來的最大危機，在於規範人類行為的價值體系及傳統習俗的解體。
■人類生存活動的必要條件——空氣——往往被我們視為當然；同理，資本主義也忽略了其生存於斯，運作於斯，承襲於以往的環境條件。 …..資本主義之所以成功，即在於它不僅僅只是資本主義。最高利潤的追求與積累，是資本主義成功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三分之一個世紀以來發生的文化變革，不但侵蝕了資本主義承襲的歷史環境資產，也證明了一旦這些資產蕩然無存，資本主義的運作必將遭遇困難。
第十二章 第三世界
■殖民地解放及各地的革命，將地表的政治地圖全然改觀。在亞洲一地，為國際社會承認的獨立國家如今一下子躍增5倍。1939年時只有一個獨立國家的非洲，此時也暴漲為50國左右。甚至在19世紀第一次殖民解放風潮下出現了20多個拉丁共和國的美洲地方，新一起的殖民解放大浪又為此地添加了一打新成員。
■貧窮國家人口暴增的現象，也堪稱20世紀最根本的一項改變，並在“黃金年代”末期首度引起國際人士一片憂心 。
■人口的暴增，同時更造成貧富之間更大的差距，先進國家與落後國家的距離也愈加遙遠——儘管兩處的經濟正以同等的速率增長。
■有關第三世界的任何記述，都必須以其人口數字為首要大事，因為人口的暴增，正是第三世界之所以存在的中心事實。根據已開發國家的經驗，第三世界遲早也必將走上人口專家所謂的“人口組成轉變”（demographic transition）階段，即由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雙管齊下，達到人口數字的穩定；..
■1950和1960年代，全球各地可說一律吹著計劃及國家主導的經濟風，在新興工業國家地區裡面，此風甚至一直吹進了1990年代。
■土地改革的經濟動機卻絕非出自生產力的提高，而是著眼於平等的考慮。
■二戰之後由前殖民地蛻變而成的數十個新國家，再加上一向也是依賴舊帝國主義工業世界生存的拉丁美洲絕大多數國家，很快發現自己被聚集在統稱“第三世界”的名號之下，此事原不足奇——有人認為這個稱號是於1952年誕生——與第三世界對比者，則有已開發工業國家組成的“第一世界” ，由共產國家為成員的“第二世界”。
■“已開發”世界（即“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諸國）的平均國民生產總額與落後國家（“低度”和“中度”經濟開發地區）的差距也在逐漸拉大：1970年，前者為後者的14．5倍；到1990年，更擴大到高於24倍。
■共產黨政權最有力的武器——國家權力——其實對改變人類行為相當無能，遠不及吹捧或批評它的正反兩面辭藻（所謂“社會主義下的新人”，或相對的“極權暴政”）想像的厲害 。
■因社會轉型而產生的文化效應，有待未來的史家作春秋，眼前我們尚無法細究。但是有一個現象卻很明顯，那就是即使在傳統性極強的社會裡，過去用以維繫向心力的相互義務與習俗關係，如今都面對著日愈增加的壓力。
第十三章「實存社會主義」
■十月革命，建立了人類史上第一個後資本主義國度與社會，不但為世界帶來歷史性的分野，而且也在馬克思學說與社會主義的政治之間，劃下一道界線。……十月革命之後，社會主義人士的策略與視野改變了，開始著眼於政治實踐，而非徒窮於對資本主義的研究。 ——德彭
■社會主義地區第一件值得我們觀察的事，便是終其之世，基本上都自成格局，單獨存在。政治上經濟上，成為一個自足自存的自我天地，與外界的資本主義，或由已開發資本主義國家控制的世界經濟往來甚少。
■蘇聯政權直至1933年才為美國正式承認，足證明它在後者心中一直存在的非法地位。
■列寧認為，在社會主義的革命鬥爭路上，莫斯科只是暫時的指揮中心，一旦時機成熟，其永久總部應該遷往柏林。同理，難怪1919年成立的世界革命參謀總部——共產國際——的工作語言，並不是俄語而是德語了。
■“極權”代表著全方位無所不包的中央集權體制，不但對其人民施以外在的全面控制，甚至更進一步，以對宣傳及教育機制的壟斷，成功地將它所推動的價值觀念，在人民心中內化。
■蘇聯式的體制實在談不上“極權”二字，因此不得不讓人懷疑“極權”一詞，到底有幾分確切的用處。這個體制，一未能實現有效的“思想控制”，二更不曾造成“思想改宗”。相反地，反而使人民對政治隔閡到令人驚異的程度
第三部 天崩地裂
第十四章 危機二十年
■1973年後的20年間的歷史，是一頁世界危機重重，失去支點大舉滑落入不安定的歷史。但是一直要到80年代，世人才明白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返，當年的基石已經粉碎，再也不能成形。
■在這“危機二十年”裡，貧富不均的現象即使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也愈發嚴重。原本黃金時代眾人都已習以為常的“自動加薪”（即幾乎等於自動增加的實際收入），如今也已黯然終止，更使人有雪上加霜之感。貧富兩極的比例都開始增加，雙方差距的鴻溝也隨之擴大。
■然而，有關危機二十年的最大真相，倒不在資本主義好像不如當初黃金年代靈光，問題卻出在它的整體操作已經完全失控。 ...危機二十年，是一個國家政府失去其經濟掌握力的時代。
■新增設的諾貝爾經濟學獎（1969年），於1974年頒給了海耶克，更促使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風氣在此後的流行。兩年後，這個榮銜再度歸與另一位極端自由主義的名將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於是1974年後，自由市場一派的人士開始轉守為攻——不過一直要到80年代，他們的論調才成為政府政策的主調。
■凱恩斯派認為：多虧有優厚薪金、全面就業，以及福利國家三項特色，才創造了消費需求，而消費需求則是經濟擴張的能源。經濟不景氣，就該加入更多需求打氣。新自由主義一派則反駁道，黃金時代的自由政治經濟氣候，使得政府及私人企業不致採取控制通貨膨脹和削減成本的手段，才使得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真正動力，也就是利潤——得以不斷上升。總而言之，他們主張，亞當·斯密所說的那雙自由市場上“看不見的手”，必能為“國富”（Wealth of Nations）帶來最大幅度的增長，國內財富收入的分配亦能因此維持長久。
■選民的憤怒，並非因為許多人真正身受貪污之害——其實相當數目的人，甚至絕大多數，都從中受惠——而是出於道德立場。
■“黃金時代經濟學”支持者的表現並不甚佳。部分原因，是因他們被自己的政治主張及意識傾向所束縛，即全面就業、福利國家，以及戰後的多數議會政治。進一步說，當黃金時代的增長再不能同時維持“企業利潤”和“非企業所得”的增加時——兩項目標中，勢必非有一邊犧牲不可——這批人士便被資本和勞工兩邊的需要夾在中間了。
■這場危機二十年的歷史悲劇，即在於生產線上拋棄人工的速度，遠超過市場經濟為他們製造新工作的速度。
■其實“黑市經濟”（black economy）現象，在第一世界也並非不存在，研究人員曾經驚訝地發現，90年代初期，英國的2200多萬戶人家，竟持有100億英鎊現金，平均每家460英鎊。這個數字如此之高，聽說是因為“黑市只以現金交易”。
■不景氣的現象，再加上以排除人力為目的的經濟結構重整，使得危機二十年的時代充斥了一股陰霾的政治低壓。
■不過愈發走向跨國整合的世界經濟，也並沒有完全忽略了那些境外之地，一些面積較小、風景較美的地區，都有成為旅遊勝地，以及避開政府管轄的境外天堂潛力 。
■危機二十年的主要影響，即在於貧富國家之間的鴻溝日闊
■自從1918年以來，世界上所有政權都在“民族自決”大原則的旗下，而其定義更日益局限在語言文化的種族範疇之內。
■危機二十年的分離民族主義，卻與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民族國家草創期大有不同，它根本屬於三種現象的結合。
其一，現有民族國家對本身降格為區域成員之事極力抗拒。
第二個現象，最可以用富者的集體自我中心做一翻描述，同時也反映了各個大陸之內，國家之間，以及地區之內貧富差異愈大的現象。
其三，或許主要是屬於一種反應，一種對20世紀文化革命，即在傳統社會常態、紋理及價值的解體之下產生的回響。
■因此，認同式的政治，以及世紀末的民族主義，並不是用來處理20世紀末期種種困境難題的方法，它只是面對這些難題時產生的情緒反應。
■國際間對協調的需要既然日增，危機二十年裡，新國際組織紛紛出現的速度便比之前任何一個時期快。到80年代中期，全球已有365個官方的國際組織，而非官方的不少於4615家，比70年代初期超過兩倍有餘。
第十五章 第三世界與革命
■..第三世界，自1950年以來（或自它們建國以來）很少有國家未曾經歷革命、軍事政變（其目的也許是鎮壓革命、防範革命，或者甚至是促成革命），或其他某種形式的內部軍事衝突。 ...這種持續性的政治動盪不安，便成了第三世界共有的一大現象。
■於是在一、二兩次大戰戰火告息，世界自19世紀以來進入最長一段和平時期的同時，第三世界卻成了一片戰區。到蘇聯體系瓦解以前，據估計，1945－1983年間發生過100次以上“大型戰爭、軍事行動與軍事衝突”，死亡人數高達1900萬人——甚至也許達2000萬眾——這些大小戰事幾乎全部發生在第三世界區域：其中900萬死在東亞，350萬在非洲，250萬在南亞，50餘萬在中東。 …...1950-1953年的朝鮮戰爭，犧牲者據統計為三四百萬（該國總人口也不過3000萬人），而長達30年的幾場越南戰爭（1945－1975年），其慘重更列所有之冠。朝越兩戰，是美國軍方大規模直接參與的僅有戰事，先後分別有5萬名美軍因此陣亡。至於越南百姓與中南半島其他居民的人命損失，更是難以估算，最保守的統計也應有200餘萬。
■強有力的共產黨派在第三世界相當少見，而且除在蒙古、中國和越南以外，共產黨在本國的解放運動中均未扮演過主要角色 。...1965年的印尼，在一場據說有親共傾向的軍事政變之後，約有50萬名共產黨或有共產黨嫌疑者遭到處決——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場政治屠殺。
■不過在第三世界農村與都市游擊戰雙管齊下之下，第一世界年輕的叛逆者和革命者——或只是文化上的持不同政見者——受到的激勵日廣，自是無足驚訝。有關搖滾樂的報導，便將當年伍茲達克（Woodstock）的音樂節（1969年），比作“一支和平的游擊隊”。蓋瓦拉的畫像，則被巴黎東京的示威學生當作偶像般舉來抬去；他那頭戴貝雷帽、滿臉絡腮鬍、顯然充滿男性氣息的模樣，挑動了每一顆心，甚至連“反文化”圈中最不具政治色彩的心靈，也因此為之跳躍不已。雖然第一世界的左派在實際示威活動之中，較常吟唱的口號往往是越南領導人胡志明的名字（“嗨唷！嗨唷！胡志明！”），但是全球“新左派”在1968年曾有過一場極為完備的調查，蓋瓦拉的大名卻是最常被提起的一個——僅次於哲學家馬庫色（Marcuse）。
■《地上的可憐人》（The Wretched of theq Earth）一書的作者，原是加勒比海地區一名心理學者，曾參與阿根廷的解放戰爭。書中謳歌暴力，認為它是被壓迫者的一種精神解放形式。知識圈中的某些行動派閱此深受震撼，此書隨之便成了他們的重要經典，影響日巨。
■學生除了人數眾多，更有三項政治特徵助其威風，愈增其政治要求的效力。其一，他們全部聚集在碩大無朋的知識工廠中，動員容易，比起社會真實大工廠裡的工人，空間時間綽綽有餘。其二，他們通常都在各國首都大城之內，隨時在政客的眼目及媒體的照相機緊盯之下。其三，身為受教育的階級，經常也是殷實的中產階級之後，而且更是供本國社會擢取統治新秀的來源（舉世皆然，尤以第三世界為最），當局對他們自然多有容忍，不會像對付下等階級般輕易開槍掃射。
■這是一個大千世界，是諜報小說恐怖故事作家筆下最好的素材，對後者來說，70年代真不啻黃金時光。這是西方歷史上殘暴與反恐怖行為並行的最黑暗時期，這也是現代殘虐暴行的黑色時代。
■20世紀末期的革命，因此具有兩個特徵：一是既有革命傳統的萎縮，一是群眾力量的復興。我們已經看到，1917-1918年以來的革命，很少有建於基層群眾基礎之上者。多數由行動派的少數推動，全力投入，組織有素；或從上層發動，強制實施，如軍事政變或軍方佔領——雖然這並不表示在適當的狀況之下，它們就沒有真實的群眾基礎（只有當變動是來自外來的征服者時，情況才會有所不同）。但是到20世紀末期，“群眾”再度回到舞台上，這一回，再不只是充任背景的角色，反而一轉身擔綱演出。而少數人的行動主義，則以農村或都市游擊隊及恐怖分子的姿態出現，繼續在發達世界活動，而且甚至成為當地固有的現象。
■這真是列寧教科書的標準範例：人民用腳投票，可能比真正的選票更為有效。當然，單單靠老百姓不能成事，革命不會因此便成功。他們不是軍隊，只不過是一群民眾而已，或是各個人在統計上的聚合。他們需要有人領導，需要有政治上的結構或策略才能使革命奏效 。
為什麼用腳投票的現象，在20世紀最後10年當中成為政治場上如此重大的一部分，對此我們還不甚了解。若試探其原因，其中之一，必定由於在這段時期裡，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距離，幾乎在世界各處都加大。不過在設有政治機制經常了解民意，並有方式讓民眾表達其政治傾向的國家，差距日重的現象，不足以造成革命，或導致上下之間完全斷層。
■然而群眾運動的復甦還有另外一項因素，即全球的都市化，尤其在第三世界為最。
■20世紀後期的革命，必須在都市起事才能成功。
■進入第三個千年的世界，顯而易見，必將仍是一個充滿了暴力政治與激烈政治劇變的人間。唯一不能確定的是，我們不知道這一股亂流，將把人類引向何處。
第十六章 社會主義告終
■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現在看來，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科學技術和教育整整落後了20年……日本人從明治維新就開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維新是新興資產階級幹的現代化，我們是無產階級，應該也可能幹得比他們好。——鄧小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1977年（《鄧小平文選》第2卷）
■從1956年起，中共與蘇聯的交情迅速惡化，1960年兩大共產黨政權終告決裂，於是莫斯科盡撤其重要的科技與各項援助。但是中國人民的磨難並不由此而起，援助的撤退只使其加深罷了。他們受難的十字架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1955－1957年間農村的高速集體化；二是1958年的工業“大躍進”運動，接著有1959－1961年的三年大饑荒，恐怕也是20世紀史上人類最大的一場飢荒；三是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浩劫，隨著毛在1976年去世才告結束。
■儘管列寧對政治行動決心的角色深信不疑，可是他卻從不曾忘卻現實——他怎麼能？——他知道行動的效力，受到現實狀況的局限；甚至連史達林，也清楚其權力的行使有其限制 ，...
■如果說，有誰隻手結束了40年的全球冷戰，那麼，這項榮銜當然非戈巴契夫莫屬。
■事實上將蘇聯加速逼近斷崖絕壁的真正原因，是“開放”導致的權威解體，以及“重建”對原有機製造成的無盡破壞，兩者相乘，卻不曾提供另外一個替代之道，人民生活水平因而愈發下降 。
■雖說西起易北河，東到中國海，馬列主義曾以一種簡單化的面目，成為這一片大地上民眾的正統教條。可是一旦推行這個信仰的政權不存在，它也於一夜之間立刻消失。像這般驚人的歷史現象，也許可以用兩個原因來解釋。共產主義並不是一個基於多數人信仰的宗教，卻是一個“基本幹部骨幹”的信仰，或借用列寧之語，乃是靠“先鋒”殺敵陷陣。而且，甚至連毛澤東那有名的比喻，所謂游擊隊在農民大眾中成功活動叫“如魚得水”，這也暗指著兩種不同的成分：一是主動的“魚”，一是被動的“水” 。
■隨著蘇聯的解體，“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的實驗也到此告終。因為即使在共產主義依然存留甚或成功的地方，如中國，也放棄了原有的理想，不再從事以完全集體化為基礎——或可說集體共同擁有而毫無市場機制——由單一中央計劃控制的經濟社會。“現實中的社會主義”是否會再度復活？答案是絕對不會照著蘇聯的發展模式複活，恐怕也不會以任何形式複活。唯一的例外，只有全面的“戰時經濟”，或其他類似的緊急狀況。
■所謂傳統社會主義，在基本上，乃是建立於一種社會對生產、分配及交換手段擁有主權，並從事計劃性經濟的制度。....這套理論的創始者，卻不是社會主義者，而是非社會主義的純經濟學家們。不過實行起來，難免會有實際上的明顯缺陷——至少，官僚化就是一種。
第十七章 前衛已死一九五○後的藝術
■藝術可以作為一項投資，是1950年代初期才興起的一種新觀念。——《品味經濟學》
■白色系列的大件商品——如電冰箱、電爐，以及過去那一切雪白的磁制器具——那些在以往推動著我們經濟運行的白色玩意兒，如今都上了淡彩了。這是一種新現象。而且市面上也有很多普通藝術品跟它們搭配。非常好的東西。你打開冰箱取桔子汁，就有魔花曼德拉（Mandrake the Magician）從牆上走下來看著你。——《分隔的大街：美國》
■然而在革命為人類生活面貌帶來重大改變的時代裡，這種對某層面的歷史進行單獨研究的老法子，雖然現成，雖然方便，卻顯得越來越不合實際了。其一，這不只是因為“藝術創造”與“人工巧製”之間的分野越來越趨模糊——有時甚至完全消失；或許是因為在這世紀末的時刻， ….其二，同時也由於種種決定藝術事件產生的力量，也越來越起於藝術本身之外。
■科技為藝術帶來的革命，最明顯的一項就是使藝術變得無所不在 。
■卡式錄音帶於是在1970年代風靡全球，而且還附帶有便於拷貝的好處。到了1980年代，音樂便可以處處飄送處處聞了。不管進行什麼活動，人人都可以帶著耳機，連接到一個其尺寸可以放進口袋的裝置，靜靜地私下享受由日本人首先發明（經常如此）的這項玩意了。
■然而科技不但使得藝術無所不在，同時也改變了人們對藝術的印象。 ….科技使得藝術世界完全改觀，不過受其影響最大最早者，首推流行藝術與娛樂界，遠勝於“高尚藝術”，尤其是較為傳統的某些藝術形式。 。
■可是，藝術界到底發生了什麼？
乍看之下，最使人印象深刻的變化，恐怕要數以下兩項：一是大災難時期過後，世界高雅藝術的發展發生了地理上的變化，由精粹文化的傳統中心地帶（歐洲）向外移出；二是基於當時全球空前繁榮的景象，支持高雅藝術活動的財源也大為增加。但是若再仔細研究，卻可發現，其實情況並沒有看起來那麼值得歡欣鼓舞。
“歐洲”不再是高雅藝術的大本營（對1947-1989年間的多數西方人而言，所謂歐洲即指“西歐”），已是眾所周知的共同認識。紐約，以它取代了巴黎藝術之都的地位而驕傲。這一轉變，表示如今紐約才是藝術市場的中心，換句話說，藝術家們在這裡成為高價商品。意義更為重大的變化，則在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們——其政治意味，似乎比其文學鑑賞的品味更令人尋味——從60年代起，開始認真考慮非歐洲作家的作品。在此之前，這方面的作品幾乎完全被他們忽略——只有北美地區例外，自1930年辛克萊·劉易斯首次得到這項桂冠以來，便陸續有其他得主出現。 …..1986年，第一位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士，奈及利亞的索因卡（Wole Soyinka，1934-）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更沒有人感到大驚小怪了。
■至於現代派潮流最美麗的藝術品（也是由公家委託而非私人投資興建），大概首推墨西哥城內的國立人類學博物館莫屬 。
■相形之下，英國的藝術界就活躍多了，其最大的成就可能要屬倫敦於1950年後轉型為世界樂壇及舞台的主要表演場地之一。
■狂熱的文化民族主義之風，於布里茲涅夫時期在蘇聯部分地區開始興起，如索忍尼辛所表現的正統及崇尚斯拉夫風格，以及帕拉加諾夫（SergeiParadjanov，1924-）電影中所傳達的亞美尼亞中古神秘主義氣息等。其中原因，即在藝術家無路可走，他們既然反對政府及黨標榜的一切事物（正如許多知識分子一樣），便只有向本士的保守風格吸取傳統。
■在沒有真正的政治生活及自由的新聞事業下，也唯有從事藝術工作的人，才能為老百姓——至少為其中受過教育者——紓解心聲。這一類感受，並不限於共產黨國家的藝術家，同樣也出現於那些知識分子也與當前政治制度不和，雖然並非毫無限制、卻多少可以公開暢所欲言的國家裡面。
■至於藝術市場，從1950年代起，更發現將近半世紀之久的不景氣已經解套。藝術品的價格，尤其是法國印象派，後期印象派，以及近世最出名的早期巴黎現代畫派（modernism）的作品，開始暴漲直達天價。直到1970年代時，國際藝術市場的重心，首次由倫敦轉至紐約。此時國際藝術市場的身價，已與《帝國的年代》時代的最高記錄相等。進入1980年代瘋狂暴漲的市場，更破記錄一路狂升。印象派和後期印象派作品的價格，於1975－1989年15年之間，暴增了23倍。 ...投機風造成的藝術市場景氣，也於1990年代初期全面破滅。
■金錢與藝術之間的關係，往往曖昧難明。20世紀後半期的重大藝術成就，是否有幾分歸於金錢推動，殊難料定。 ...總的來說，20世紀文化的決定性發展，首推以大眾為對象的通俗娛樂事業，其革命性的蓬勃增長，不但將傳統高尚藝術推往局限於精英階級的小圈子內；而且自本世紀中期開始，這個精英文化圈的成員也多屬有較高教育程度之人。戲劇歌劇的觀眾、本國文學經典及純文學詩作散文的讀者、博物館及藝術的參觀者，絕大多數，都是至少完成中等教育的人。 ...任何一個20世紀末期的都市文化，都是以大眾娛樂業為基礎——電影、廣播、電視、流行音樂，不一而足——精英階級雖然也分享這一通俗文化（自然由於搖滾樂攻城掠地所致），但是作為知識分子，同時卻難免為它添加幾分學院派的氣昧，以便更合乎自己的高級品昧。
■在某些國家裡面，小說家與教授的職業甚至重疊到極大的程度，一種全新的文學類型隨之於60年代活躍起來。因為在可能的讀者群中，大多數都對培養出這種類型的氛圍極其熟悉，即學院文學。它不以一般小說的主題，即男女的情愛為素材；卻轉而處理其他更為奧秘難解的題目，進行學術的交流、國際的對話，表達校園的絮語、學子的癖性。 ..於是詩人的詩，是為其他詩人而作，或者說，是為了可能研討其作品的學人而作。 ...學院吹起的這股新風，卻又造成另一種附帶效應，破壞了已取得的地位。因為這些皓首窮經、追究每一個字義、不放過每一個意象的現代訓詁學者，竟然主張文字獨立於作者之外，只有讀者的領會，才是決定作品內容的真正尺碼。
■不論莎士比亞或威爾第（Verdi），只不過提供了原始素材，至於真正的闡釋，則有賴他們大膽發揮——具有刺激的挑動性發揮更佳。然而這一類做法有時固然極為成功，卻同時更加深了高尚藝術難領會的奧秘。因為如今它們成了評論的評論，闡釋的闡釋，對前人的批評的批評，為他人的意見做意見；除了同行之外，很難解其中之妙。
■曾絢爛於19世紀並延續至20世紀上半期的“標準藝術類型”進入20世紀的下半期時，卻開始出現至少是地區性的凋零現象。 ...細數1950－1990年間的畫家，恐怕很難找出一位舉世公認的大師級人物（比方說，其作品值得本國以外博物館館藏的藝術家）。
■至於古典音樂，老風格的日走下坡，也被外表的欣欣向榮所蒙蔽；因為演出的人數及場次雖然大增，演出的劇目和曲目卻始終限於古典作品。1950年後創作的歌劇新劇目，有多少出在國際或本國的劇目中奠定地位？事實上世界各地的歌劇，一直在不停地循環重複演出老戲，它們的作者當中，最年輕的一位也出生於上一世紀的1860年。
■ 然而，眼前還有兩項更重要的因素，也在破壞著古典藝術的高尚文化。其一，是大眾型的消費社會在世界各地大奏凱歌。 ...教育的革命，雖然在名目上大大擴增了受教育的人數，可是實際的閱讀能力，卻在許多理論上應該全民識字的國家裡日見低落。因為印刷文字，已經不再是一扇大門，可以讓人進入那超越口耳相傳階段以外的廣大世界。1950年代以後，甚至連西方富有國家受過教育者的兒女，也不再像其父母一輩，那麼自然地親近書籍了。
■如今支配著西方消費社會的文字，再不是神聖經書，更非凡人作品，卻是商品——或任何可以金錢購買之物——的品牌商標。 ..難怪在1950年代，在消費民主社會的核心重地，一群執當時牛耳地位的畫家，會在這些偶像的製造者面前俯首稱臣。因為比起舊有的藝術形式，後者的威力實在非凡。於是“普普藝術”的畫家們.......開始以無比的精確度，以及同樣無比的麻木，全力複製美國商業大海的視覺裝飾 ….
■以19世紀的定義而言，這種屬於“匠人工藝”（art）的新時尚自然難登大雅之堂。但是其中卻正證明大眾市場所以稱雄的基礎，不但建立於滿足消費者的物質需要，而且有相當一部分基於滿足消費者的精神需要。...“匠人工藝”（如果可以用這個字眼形容）的精髓，被視為來自泥土本身，而非泥土之中開出的奇花異果。更有甚者，隨著民粹意識同為市場和反精英激進主義共同擁抱，重要的已經不在如何分辨好壞，或區分繁簡，卻在看出哪一種藝術吸引的人比較多，哪一種吸引的比較少。在這種新思潮的衝擊之下，舊有的藝術觀念自然沒有多大空間可以容身了。
■另有一個破壞高尚藝術更大的因素，即“現代主義”的死亡。自從19世紀晚期以還，不以實用為目的的美術創作，即在現代主義的提攜下得以扶正。而“現代主義”更為藝術家們提供了打破一切限制束縛的有力辯白。創新，是現代主義的真精神。借科技以為譬喻，所謂“現代”（modernity），即暗地假定藝術也是進步式的，因此今日新潮，一定勝於昨日舊風。於是循此定義，現代藝術是“前衛”者的藝術（“前衛”一詞，在19世紀80年代開始進入藝術批評語彙），也就是少數人的藝術。在理論上，有朝一日必將能奪得多數人藝術的地位；可是在實際上，卻由於尚未多數化而沾沾自喜。不論其特定的形式如何，基本上“現代主義”是對19世紀資產階級自由派趣味及舊習的反動，包括社會與藝術兩方面。同時也基於一種認識，認為有必要為科技上與社會上都已經發生驚天動地大革命的20世紀，創造一種比較合適的藝術形式。
■現代主義依然屬於前衛，依然列身對立面，只有工業設計界和廣告代理界將它納入主流。現代主義，尚未成為正統。
■視覺藝術上的抽象主義——所謂“非造形藝術”（non－figurative art）——與建築上的現代主義，遂成為既有文化景觀的一部分，有時且成為其中的主調。甚至連在兩股風氣似乎已行停滯的英國，此時也有死灰復燃之勢。
■但是60年代末期起，對現代主義反動的現像開始愈為明顯；到80年代，在“後現代”（post-modernism）的標籤之下，這股風氣變得更加時髦起來。“後現代”其實說不上是一種“運動”，它的精神，在於拒絕現有的任何藝術評價標準；事實上，根本拒絕任何標準存在的可能。“後現代”，在建築上首先亮相，便是在摩天大樓頂層蓋上18世紀新古典奇彭代爾式（Chippendale）的山形牆尖頂。最令人感到刺激的，乃是向現代派挑戰者不是別人，竟就是“國際風格”一語創始人之一的約翰遜（Philip Johnson，1906－）本人。 ...但是反現代興起了；從此開始，什麼規矩都沒有了。
■戰後的現代派藝術，是一系列用愈來愈窮急的伎倆，以求在瞬間建立個人特有風格的商標；是一連串沮喪與放棄的顯示（在“非藝術”洪流的襲擊之下，舊派別紛紛滅頂——如普普藝術、杜比飛（Dubuffet）的原生藝術（artbrut）之類）；是胡塗亂抹，以及與其他種種殘餘剩屑的拼湊組合。或者說，是將那種純為投資目的而製作的“藝術”以及此類藝術的收藏者，一併降至可笑境地的荒謬手法。比方說，在一棵磚或一堆土上，加上一個人名即成——是之謂“最低限主義藝術”（minimal art）；或為避免藝術成為一項商品，故意掐短它的壽命，以去除其永久性——“表演藝術”是也（performanceart）。
■而隨著普普藝術的興起，甚至連現代派視覺藝術的最大重鎮，也失去了它的霸權地位。具象一門，再度成為嫡係正統。
■因此，“後現代主義”攻擊的對象，便包括那自信自滿的一幫，也包括那江郎才盡的一門。 ...因此，若誤以為後現代的風氣僅限於藝術界，如同較早的前衛派一樣，那就大錯特錯了。事實上，我們知道，所謂“後現代”一詞已經廣佈各界，其中有許多根本就與藝術毫無關係。
■所有的“後現代主義”都有一個共同特色，就是對客觀性現實的存在存疑；或可說，對以理性方法達成共識的可能性，極表懷疑。它們都傾向於一種激進的“相對觀點”（relativism），因此，它們也都對一個建立在相反假定之上的世界的本質，提出挑戰——換句話說，它們質疑的對象，就是這個被以此為出發點的科技所轉型的世界，以及反映其本質的所謂進步式意識形態。
■因為前衛藝術的核心本質，即在尋求嶄新的方式，用以表達那些不再能以過去舊辭令表達的事物，即20世紀的新現實。
■20世紀創作的典型模式，往往是應大眾市場而生的產品（或副產品）。進入這些行業的創作人才，絕不比古典19世紀資產階級模式的人才為差，可是卻再也沒有古典藝術家孤人獨行的那份奢侈。
■正如班雅明的觀察所示，這個“科技複製性”的世紀，不僅改變了創作方式 ...而且也改變了世人觀看現實並體驗創作物的方式。
■到了今日，其新奇之處則在科技使得藝術如水銀瀉地，浸入人們的生活。要想避開美感體驗，再也沒有比今天更難的了。
■這是一個對絕大多數都市居民來說，生活與藝術、內感與外情，甚至連工作與娛樂，兩者差異愈形模糊，彼此領域益發重疊的世界。
■曾在60年代攪動無比激情的滾石樂團（RollingStones）如今若非他們同代之人，又有誰會興起任何類似當年的那種熱情？同樣，反觀今日對某一種聲音、某一種圖像的狂熱激情，到底有多少是基於認同的歸屬意義？也就是說，它們之受到喜愛，是因為本身的美妙可貴？抑或只因為這是一首“我們的歌”？我們實在不能回答。
第十八章 魔法師與徒弟 自然科學門派
■而真正的科學家，愈來愈通過高級“博士論文”的方式選拔，“博士論文”便成為進入科學這門行業的必備門票。
■20世紀，是一個科學改變了世界以及人類對世界的認識的時代，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而科學之為物，卻是向一切以先驗性真理形式存在的世界觀及價值觀提出挑戰。
■但是在科學與潛在災禍之間劃上等號，卻是本世紀下半期才發展出的概念。
■電子顯微鏡（electron microscope，1937）和無線電望遠鏡（radio telescope，1957）的發明，便突破了歷來光學顯微鏡放大的限制，使得人類可以更深入地近觀分子甚至原子世界，遠眺遙遠宇宙蒼穹。
■基本上，現代天體學（cosmology）便是由以下兩大發現所促成：一是哈伯（Hubble）根據銀河系光譜（spectra of galaxies，1929）分析所做的觀察結論：宇宙在不斷擴張之中；一是彭齊亞斯（Arno A．Penzias）與威爾森（Wilson）於1965年發現了天體背影輻射（cosmic background radiation）——電波雜音（radionoise）。
■因為我們不可能亦步亦趨，緊追著電子的腳步觀察。現在不行，將來也永遠不能。於是古典物理的所謂位置（position）、速度（veIocity）、動量（momentum）等觀念，超出某個地步便不能再予應用，即海森伯格“測不準原理”所點明的界限。
■描敘自然的模型，不可能只有一種，唯一能夠抓住現實真相之道，只有從多種角度以不同方式報告之、集中之、互補之，“將其中外在有差異、內在有矛盾的諸端形容描述，以無盡的組合重疊之”。這便是波耳“互補論”（complementarity）的基本原理，
■一首貝多芬奏鳴曲產生的效應，可以從物理、生理、心理，多方面研究考察，也可以純粹通過靜耳傾聽吸收。可是這種種不同的理解方式之間，究竟如何關聯，卻無人知曉。
■將把宇宙（以及我們）帶往何處？當初是何時開始？如何開始？宇宙的歷史又為何？並由“大爆炸”（Big Bang）從頭談起。於是宇宙天體學開始活躍興盛，更成為20世紀科學中炙手可熱，最容易轉為暢銷書大賣的題材。
■。第一顆人造衛星（即Sputnik，1957年），第一次男女太空人同艙飛行（1961年、1963年），以及第一次太空漫步，都是由俄國人首開先河。
■有關經濟思想上的學派矛盾、風氣改換，很容易便可以用來反映當代經驗與思潮的演變。可是屬於自然科學的天體宇宙學，卻沒有這種能耐。
■20世紀後期的科學家們，談起人腦，就彷佛它根本上是一部處理信息的系統。而本世紀下半期最熟悉的辯論主題之一，便是“人類智慧”與“人工智慧”之間，是否有區別？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又如何區別？總而言之，即指人腦中到底有哪一部分，是理論上不能在電腦中以程序設計的？這一類科技模型的出現，更加速了研究進展，自是毋庸置疑。
■個人的特質，兼受遺傳與環境兩面影響，既有基因的成分，也有文化的作為。但是保守派往往迫不及待，樂意接受一個一切由遺傳注定的社會，即無法由後天改變先天上的不平等。相反地，左派人士卻以平等為己任，戮力宣稱所有的不平等都可以用社會手段除去，他們是徹頭徹尾的環境決定論者。
第十九章 邁向新千年
■短促的20世紀，是一個宗教性思想大戰的年代。但是其中最兇殘血腥的一宗，卻來自19世紀遺下的世俗宗教思想，如社會主義和民族（國家）主義。個中的神祇，則是抽象的教條，或被當作神人般的政治人物。
■蘇式共產主義垮台，正表示全民所有制度的不行。舉凡生產的手段，以及無所不包的計劃，都在國家及中央的手裡，完全不借助市場或價格機制的調節，這種制度，如今已全盤失敗。而歷史上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也都主張將生產、分配及交換的手段由社會全體擁有，並全面剷除私有企業，不再以市場競爭進行資源分配。
■與蘇維埃制度相反的另一種烏托邦思想，也顯然破產。即對完全自由經濟的迷信堅持，認為經濟資源的分配，應該全部由毫無限制的市場與完全開放的競爭決定。認為唯有如此，方能產生最高效益，不但提供最多的財富與工作，且能帶來最大幸福，並是唯一配得上“自由”之名的社會形式。事實上，如上所述的“完全放任”社會，從來就不曾存在。
■蘇維埃模式的不濟，肯定了資本主義支持者的信念：“沒有股票市場，就沒有經濟社會。”而極端自由主義的失敗，卻證實社會主義的看法比較合理，人類事務之重要，包括經濟在內，的確非比尋常，絕不可全由市場處理。而一國經濟之成功，顯然更與其經濟大家的名望無關
■未來兩大中心議題將是人口和生態。
■經濟的活動，絕不能自外於它的大環境及它造成的後果而獨立存在。我們在前面已經看見，20世紀後期的世界經濟，共有三大層面值得世人提高警惕。其一，科技不斷進步，更使人類勞動力脫離商品和勞動的生產過程，卻不會為這些被遺棄的勞動力，提供足夠或類似的工作替代；也無法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足以吸收這些餘下的人工。黃金時代曾出現於西方的全面就業，如今甚至連短時間的恢復也無人敢預期。
其二，人力雖然依舊是一大生產主力，經濟的全球化卻使工業中心開始轉移，由勞動力成本昂貴的富國，移向在其他條件相同之下，卻擁有廉價勞動力為其最大優點的國家。
第三項隱憂，即由於世界經濟的繁榮勝利，以及納粹自由市場意識的高舉，使得因經濟變動而產生的種種社會衝擊，不再有有效的工具予以處理，至少，也減弱了處理的力量。
■社會財富的分配，而非增長，勢將主導著新千年的政治舞台。非市場性的資源配置分派——或至少對市場性配置分派予以毫不留情的限制——是防止未來生態危機的主要途徑。不管採取哪一種手段，人類在新千年裡的命運前途，全在公共權力的重新恢復。
■因此到了世紀之末，某些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便得出一個結論：任何主張加稅的提議，無異是在選票上的自殺。選舉，於是成為參選人競相對財政漫天扯謊的舞台。
■媒體無孔不入的能力，對當政者希望保持沉默的話題挖掘報導不遺餘力，同時也給予一般大眾發表其感想，發洩其感情，一吐在正式民主渠道設計中不能暢所欲言的心聲的機會。媒體，因此成為公共事務舞台上的主要角色；政客利用它，也顧忌它。科技的進步，更使得媒體的威力難於控制，甚至在高度獨裁的國家裡也是如此。
■不論“人民”是否有權選出自己的政府，“人民”力量對公眾事務的干涉能力——不論主動或被動——都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
■21世紀的世界，將是一個比較美好的世界；此中證據確在，不容忽視。如果世人能夠避免毀滅自己的愚蠢行動（即以核戰爭自殺），這一可能實現的百分比必將很高。
■人類若想要有一個看得清楚的未來，絕不會是靠著過去或現在的延續達到。如果我們打算在這個舊基敗垣上建立新的千年，注定將失敗。失敗的代價，即人類社會若不大加改變，將會是一片黑暗。
作者簡介: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Hobsbawm）
享譽國際，備受推崇的近代史大師。
1917年出生於埃及亞歷山大城的猶太中產家庭。父親是移居英國的俄國猶太后裔，母親則來自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的中歐。1919年舉家遷住維也納，1931年徙居柏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受創至深的德奧兩國度過童年。1933年因希特勒掌權而轉赴英國，完成中學教育，並進入劍橋大學學習歷史。1947成為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講師，1959年升任高級講師，1978年成為該校經濟及社會史榮譽教授。
霍氏是英國著名的左派史家，自14歲於柏林加入共產黨後，迄今未曾脫離。就讀劍橋大學期間，霍氏是共產黨內的活躍分子，與威廉士、湯普森等馬克思派學生交往甚密；在1952年麥卡錫白色恐怖氣焰正盛之時，更與希爾等人創辦著名的新左史學期刊《過去與現在》。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背景雖令霍氏的教職生涯進展艱難，但卻使他與國際社會有著更廣泛的接觸經驗及更多的研究機會，從而建立了他在國際上的崇高聲譽。
霍氏的研究時期以19世紀為主，並延伸及17、18和20世紀；研究的地區則從英國、歐洲，廣至拉丁美洲。除專業領域外，霍氏也經常撰寫當代政治、社會評論、歷史學、社會學理論，以及藝術、文化批評等。他在勞工運動、農民運動和世界史範疇中的研究成果，堪居當代史家的頂尖之流，在學術界有很大影響；而其宏觀通暢的寫作風格，更將敘述史學的魅力擴及大眾。如《新左評論》著名編輯安德生所言：霍氏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現實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一方面是個腳踏實地的唯物主義者，提倡實力政治；另一方面又能將波希米亞、土匪強盜和無政府主義者的生活寫成優美哀怨的動人故事。
霍氏著作甚豐，先後計有14部以上專著問世，包括：《革命的年代》、《資本的年代》、《帝國的年代》、《盜匪》、《民族與民族主義》、《原始的叛亂》、《爵士風情》等書。2012年10月1日逝（95歲）
內容介紹:(博客來)
二十世紀，為人類帶來所能想像的最大希望，但同時也是摧毀了所有理想的極端年代。霍布斯邦以專業史家的精闢洞見，和積極參與者的熱情關懷，記憶了這個我們所由來的世紀。從大災難的1914，到黃金的60年代，乃至天崩地裂的1991，這是一部短促的二十世紀史、一位宏觀史家走過的一生，一個你我都曾或長或短、或深或淺生活於其中的世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