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年代:1875-1914
在民主社會當中，愛國心對政府運作的必要性，以及其所具有的力量。
台灣現今最重要的一項課題(看看國際情勢)——自認為是喚起全體人民的「愛國心」!執政者你怎能忘記!再搞權力、分化與對立，將使台灣人民走向萬劫不復的地步! ….這個感悟來自霍布斯邦的「歷史的鏡子」!
看完了霍布斯邦一系列的歷史著作:《革命的年代》(1789-1848)、《資本的年代》(1848-1875)、《帝國的年代》(1875-1914)、《極端的年代上、下冊》(1914-1991)、《霍布斯邦看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民主和恐怖主義》、《斷裂的年代》(歷史中重要議題的論述)等，由霍老的引領從十八世紀一步步的邁入二十一世紀，我閱讀第一本《斷裂的年代》書時，已是2015年11月的事了(如果可以重讀的話，我會依年代閱讀起)，從那時就無法不閱讀霍布斯邦的書了，因為每一本書都有激起自己延伸閱讀，及探究糾葛自己所未接觸的人物、事物、事件、知識、主義、派別、地理、人文...等的求知與理解，就是無法在半知半懂的情況下繼續往下讀。
看完這一系列書的感想只有一個——真不是人讀的，除非是歷史學系及社會學系相關學生、學者，否則選讀霍布斯邦的著作，就像我入泥沼中，無法自拔!還好自己還有一點堅持與好勝的心!
然要我說當下誰最應該讀這些書呢?我會毫不猶豫的說，執政者!畢竟自己身處於台灣這個社會裡，每讀一章節總是拿台灣的社會、政治、經濟與心理現況做一對比、對照與檢視、審思。正如本書中終結的最後一段話:
就算我們不再能相信歷史所承諾的美好未來，我們也不必認定歷史必然走向錯誤。歷史只提出選題，卻不對我們的選擇預做評估。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將是一個比較美好的世界，此中證據確在，不容人所忽略。如果世人能夠避免自我毀滅的愚行，這個成就獲得實現的百分比將甚高。
然霍布斯邦的著作，我仍大膽的建議台灣的青年學子當每一個人都應閱讀!不但能開啟更寬廣的國際視野、歷史脈絡，亦能承前啟後、激勵向上，充實自我!
我有個個人閱讀書籍的習慣，總是在看完書後做些紀錄與摘錄，有了部落格後，會在每本書摘示的前頁，留下書中的一些辭句與自己的領悟、感悟:
在《斷裂的年代》裡:
在過去的斷裂中，拾起一些碎片，去拼湊未來!
在《霍布斯邦看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民主和恐怖主義》裡:
跨世代(1917-2012)的偉大歷史學家留給世人得警語與建言，你我怎可無動於衷?
在《極端的年代上、下冊》裡:
走在通往二十一世紀前四分之一的路徑裡，徐徐傳來二十世紀山谷裡淒厲聲!告誡人類莫回首! (上冊)
本世紀擔負決策重任諸人的認知何等貧乏 (下冊)
在《資本的年代》裡:
當世界真正處於地獄邊緣之際，決策者卻完全不相信地衝向地獄。
在《革命的年代》裡:
當藝術孤立無援，面對黑暗吶喊之時，可能甚至連一個回聲也聽不到.....
在《帝國的年代》裡，我想寫的是:在民主社會當中，愛國心對政府運作的必要性，以及其所具有的力量。
人類集體行為的累積，造就現今世界之貌，有愚行有智舉!....後人不可不知!
以自己閱讀本書後，提出書中的片段，供你選讀本書參考!
......英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與法國和美國的政治革命。前者在資本主義不斷追求經濟成長與全球擴張的帶動下，創造了具有無限潛力的生產制度；後者互有關聯的古典政治經濟和功利主義哲學的補充下，建立了資產階級社會公共制度的主要模型。三部曲的第一冊——《革命的年代》——便是以這種「雙元革命」的概念為主軸。
雙元革命賦予資本主義經濟十足的信心，進行其全球征服。完成這項征服的是它的代表階級——資產階級——而他們所打的旗號，則是其典型的思想表現——自由主義的思想方式，這是第二冊的主題。
這種由一小撮國家瓜分世界的情形(也就是本書名的由來)，堪稱是地球日益分為強與弱、「進步」與「落後」這個趨勢的最壯觀表現，.....一八七六到一九一五年間，地球上大約有四分之一的陸地，是在六、七個國家之間被分配或在分配的殖民地。
一八八○到一九一四年間，這種有計畫的侵略野心開始出現，而歐洲和美洲以外的絕大部分，都被瓜分成那一小撮國家——主要是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荷蘭、美國和日本——的正式或非正式管轄區。
新興帝國主義的經濟乃是根植於資本主義的一個特殊新階段，在這個新階段當中，偉大的資本主義強權將世界瓜分成正式的殖民地和非正式的勢力範圍。而列強在瓜分過程中的競爭，便是釀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
擁有高度文明的異國，可以反映出西方制度的缺點——如孟德斯鳩的《波斯書簡》(Persian Letters)所言——而尚未受文明干擾的異族，則往往被視為高尚的野蠻人，其自然且令人欽慕的舉止正說明了文明社會的腐化。
除了上述的書以外，自己又選購了霍布斯邦另外兩本著作《趣味橫生的時光》以及《論歷史》，希望自己在暫時品嘗(換嘗)另一番文學口味後!繼續與霍老糾纏!期待你也能在心靈的土壤裡撥下文字的種子!因為我從中得到喜樂!
序言 艾瑞克‧霍布斯邦
■我在本書中想要設法做到，和之前的兩冊——《革命的年代:1789-1848》 和《資本的年代:1848-1875》——一樣，是要了解和解釋十九世紀以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了解和解釋一個在革命轉型過程中的世界，在過去的土壤上追溯我們現代的根源:或者更重要的，去視過去為一個凝聚的整體，而非單獨題目的集合，.......自從我對歷史開始感興趣以來，我便始終想知道過去(或現在)生活的這些方面是如何連在一起又為何連在一起。
■讀者最好視它為一個理論的展現，或者更正確的說，透過各章來追蹤同一個主題。
序曲
■回憶就是人生。由於總是一群活人在回憶，它遂成為永恆的演進。它受限於記得和遺忘的辯證，覺察不出它連續的變化，它可以有各種用途，也可以做各種控制。有時它可以潛伏很長的時間，然後突然復甦。歷史永遠是為已不存在的事物所做的片面和有問題的復原。記憶永遠是屬於我們的時代，並與無窮的現在依違相連。歷史是過去的再現。
——諾拉(Pierre Nora)，一九八四。
■當歷史學家想要努力鑽研仍有目擊者存活的時代時，兩種相當不同的歷史概念便互相衝擊，或者，在最好的情況下，互相補充:學術性的和存在的，檔案的和個人記憶的。由於每個人都已在心中與自己的一生達成妥協，因此每一個人都是他(她)身處時代的歷史家。如同冒險進入「口述歷史」領域的人所知道的，由絕大多數的觀點看來，這樣的歷史家都是不可靠的，但是他(她)的貢獻，卻有基本的重要性。
■這也許是由於一九一四年八月是歷史上最不可否認的「轉捩點」之一。當代人認為它是一個時代的終結，現代人也一樣。我們當然可以說這種感覺是不對的，並且堅信在一次大戰的那些年間確有一貫的連續性和轉接處，畢竟，歷史不是公車——當車子抵達終點時，便換下所有的乘客、司機及服務人員。
■.....事實上，在人類的歷史中，帝國年代所關懷的事物顯然與現代的重疊性最大。
純粹專論性的文獻放在一旁不談，這個時期大多數的作家可分為兩類:回顧者與前瞻者。..........塔奇曼(Barbara Tuchman)的《驕傲的塔》(The Proud Tower)，是描寫前(一八九○至一九一四)世界的暢銷書。它是前一類最為人所熟悉的例子。錢德樂(Alfred Chandler)對於現代法人組織管理的研究——《能見的手》(The Visible Hand)——可以代表第二組。
■在政治上，構成大多數西歐國家政府或主要反對勢力的勞工和社會主義政黨，都是一八七五到一九一四年的衍生物，而其家族的另一支——統治東歐的共產黨——亦然。(統治非歐洲世界的共產黨，是仿自東歐共產黨組織，不過在時代上晚於這個時期)事實上，民選政府、現代民眾政黨、全國性有組織的工會，以及現代福利法，也都是衍生自一八七五至一九一四年間。
■在「現代主義」(modernism)的名目下，這一時期的「前衛」(avant garde)風格接掌了二十世紀大半的高尚文化產品。甚至到今天，隨然有一些前衛派或其他學派不再接受這種傳統，他們卻仍使用所拒斥的說法來形容自己(後現代主義)。而同時，我們的日常生活仍然受到這一時期三項創舉的支配:現代形式的廣告業，現代的報章雜誌的傾銷，以及(直接或透過電視的)電影。.....至於工業技術方面，石油動力的汽車、飛機，都是帝國年代的發明，直到今日仍主宰了我們的自然風景和都市面貌。我們已改進了帝國時期所發明的電話和無線電通訊，但未能予以置換。
■......英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與法國和美國的政治革命。前者在資本主義不斷追求經濟成長與全球擴張的帶動下，創造了具有無限潛力的生產制度；後者互有關聯的古典政治經濟和功利主義哲學的補充下，建立了資產階級社會公共制度的主要模型。三部曲的第一冊——《革命的年代》——便是以這種「雙元革命」的概念為主軸。
雙元革命賦予資本主義經濟十足的信心，進行其全球征服。完成這項征服的是它的代表階級——資產階級——而他們所打的旗號，則是其典型的思想表現——自由主義的思想方式，這是第二冊的主題。
■與其他時期相較，帝國年代的不凡特出之處在於:在這個時代內部，不存在其他逆轉的歷史模式，或可逐漸破壞其時代基礎的歷史模式。它是一個全然內化的歷史轉型過程。
■自一九一四年以後資產階級的世紀已屬於歷史的陳跡。
第一章 百年革命
■百年紀念的各種慶典都是十九世紀晚期發明出來的。美國獨立革命的百年紀念(一八七六)和法國大革命的百年紀念(一八八九)都是一般性的萬國博覽會作為慶祝方式。
■一九○九年，美國的皮里(Peary)擊敗英國和斯堪的那維亞的對手，贏得率先到達北極的競賽。挪威的阿蒙森(Amundsen)在一九一一年抵達南極，比不幸的英國船長史高特(Scott)早了一個月。
■但是我們可以大致假定:一八八○年代可能生活在地球上的十五億人，是一七八○年代世界人口的兩倍。和過去一樣，亞洲的人口數目最大，但是，根據最近的猜測，亞洲人在一八○○年雖然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左右，到一九○○年時，卻已降至百分之五十五。人口次多的是歐洲。
■這個世界就某方面而言，雖然在人口上正日漸變大、在地理上則越趨縮小整合——成為一個因貨物和人口移動、因資金和交通，以及因產品和構想之間的結合而愈形緊密的行星......
■在法國大革命的一個世紀，人們逐漸看出:貧窮落後的國家很容易被擊敗和征服(除非其幅員非常遼闊)，因為他們的軍備技術處於劣勢。.......一七九八年拿破崙(Napoleon)的入侵埃及，是配備相去無幾的法國軍隊和埃及本地軍隊之間的糾鬥。歐洲軍隊的殖民地征伐，其成功不是由於神奇的武器，而是由於其較大的侵略性、殘忍和最重要的一點，其紀律良好的組織。
■一八八○年時，我們所面對的不完全是一個單一的世界，而是一個由兩部分所合成的全球體系:一部分是已開發的、具有主宰性的、富有的；另一部分是落後、依賴的、貧窮的。
■驅逐土耳其人出力最大的兩個國家，雖然其人民和領土都付出了備受蹂躪的代價，但它們卻因此而躋身歐洲強權之列:哈布斯堡帝國、以及更重要的俄羅斯。
■比較傾向民主和平等的美國文化，一直要到二十世紀的大眾文化時代才獲得其應有的地位。在這段時間，即使是與技術進步有密切關聯的各種科學，由諾貝爾獎最初二十五年得獎人的地理分布判斷，美國不僅落後德國人和英國人之後，甚至也落後在小小的荷蘭後面。
■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更在第二世界當中造就了許多不成比例的大都會中心，透過這些中心，資本主義的經濟之河才得以暢通。
■一八八○年代之際，在「已開發」世界(和躋身開發國家之列的日本)之外，每有任何國家可以稱得上是工業國家或正在工業化的國家。
■然而法律上的自由和平等與真實生活中的不平等卻有著明顯的矛盾。法郎士(Anatole France)諷刺的說法，巧妙地表現出自由資產階級社會的理想。他說:「在其莊嚴的平等上，法律賦予每一個人在麗池大飯店(Ritz)用餐和在橋下睡覺的同樣權利。」
■到了一八七○年代晚期，任何大多數居民不具閱讀和書寫能力的國家或地區，幾乎必然會被歸類為「未開發」或落後地區，反之亦然。
■歐洲和北美的山溪，一度曾決定許多早期紡織廠的地點——從其名稱便可使我們想起水力的重要——可是現在它們又重新成為農村生活的一部分。.......而在一八八○年早期，歐洲最現代化的工業經濟——德國——每年所消耗的石油還不到四十萬桶。
■一八七六年愛迪生(T. A. Edison)在新澤西州(New Jersey)的門羅公園(Menlo Park)成立或許是有史以來第一座私人實驗室，當他在一八七七年推出第一架留聲機時，頓時成為美國人的大眾英雄。
■每一代平均身高的遞增情形在一八八○年前便已開始，但是那時並普遍，而且比起一八八○年後的情況，當時的改善也微乎其微。(營養絕對是人類身高增加的決定因素。)一八八○年時，人們的平均壽命還相當短:在主要「已開發」地區是四十三到四十五歲，德國在四十歲以下，而斯堪的那維亞則在四十八歲到五十歲之間。(一九六○年代，這些國家的平均壽命大約是七十歲。)雖然對這個數字影響最大的嬰兒死亡率此時正開始明顯下降，但是整體而言，這個世紀的平均壽命確實是呈上升趨勢。
■在歐洲的「已開發」地區，人們不再以為自己真的會挨餓。甚至在西班牙，最後一次饑荒也在一八六○年代便告結束。然而，在俄國，饑荒仍然是生活中重要的危機:遲到一八九○到一八九一年，俄國還發生一次嚴重饑荒。
■在拿破崙戰爭爆發之初，每一個英國居民每年大約寄兩封信，但是到了一八八○年代上半期，卻增加到四十二封，這不是文明成長的指標嗎?美國每一個月發行一億八千六百份報章雜誌，而一七八八年時卻只發行三十三萬份，這不也是文明成長的指標嗎?一八八○年時，參加英國各種學會進修科學的人數或許是四萬四千人，大約比五十年前多了十五倍，這又是不是也是文明的指標嗎?
■在萬國博覽會(World Expositions)這個歌頌進步的偉大國際慶典中，有些「種族」是位於科技勝利的攤位，有些則是扮演補充它們的「殖民亭」「土著村」。甚至在「已開發」國家當中，人們也日漸被分成兩類:其一是擁有充沛精力和優秀才能血統的中產階級；其二則是因為基因不良而注定低人一等的懶惰大眾。生物學自此開始被某些人用來作為不平等的解釋，尤其是那些自以為高人一等的人。
第二章 經濟換檔
■一八八九年，也就是社會主義者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成立的那一年，有一位著名的美國專家在對世界經濟做過的通盤考量之後指出:自一八七三年起，世界經濟的特徵便是空前的騷動和商業不景氣，他寫道:「它最值得注意的特色，是它的普遍性。它既影響到牽涉戰爭的國家，也影響到維持住國內和平的國家；影響到擁有穩定通貨的國家，也影響到通貨不穩定的國家............」。
■至於經濟學家和商人所憂愁的，是未來的經濟理論宗師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在一八八八年所提出的那種長期的「低物價、低利息和低利潤」。簡言之，在一八七○年代公認的劇烈崩潰之後，當時的問題不是生產而是利潤。
■一八八四年之後的十年間，當法國農人為了自身利益而牢牢抓住那條使工會合法化的法律時，為數四十萬的農人幾乎都隸屬在兩千個這樣的工會裡面。到了一九○○年，美國約有一千六百家合作社製作乳製品，大半書分布在中西部。而紐西蘭的酪農業，更是在農民合作社的控制之下。
■自由資本主義的基本單位是無法再減縮的企業原子，是受到將營利盡量擴大或將虧損盡量縮小的規則所驅使的個人或商」。他們所能運作的「市場」是以全球為範圍。自由主義是資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正如革命的無政府主義一樣，它並不賦予政府任何地位。更正確的說，政府作為一項經濟因素，其存在指揮干預「市場」的自主和自發運作。
■而大銀行家族中最具國際性的羅斯柴爾德家族(Rothschilds)，其各分行的營業榮枯完全取決於它們是否位於主要國家的首都當中:倫敦、巴黎和維也納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一直強勁有力，而那不勒斯(Naples)和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則不然(法蘭克福分行拒絕遷往柏林)。
■經濟集中不應與嚴格定義的壟斷(由一個企業控制的市場)混為一談，也不應予較廣義的壟斷(由一小撮具有支配性的企業控制市場)混為一談。誠然，招致公眾譴責的戲劇化集中的確是屬於這一種，它通常是由廠商間的合併或市場控制的安排所造成，而根據自由企業的理論，這些廠商應該要為了消費者的利益而互相殘殺才對。
■由一八八○年起，供銷模式也發生了革命。「食品雜貨商」和「肉販」現在不單是指一個小零售商，而愈來愈常是指那些擁有百家分行的全國性或國際性商號。
■像經濟集中一樣，「科學管理」(這個辭彙到了一九一○年左右才使用)也因為「大蕭條」而產生。它的創始者和提倡者泰勒(F. W. Taylor, 1856-1915)，於一八八一年開始在問題嚴重的美國鋼鐵業開展他的構想。.......這項由「泰勒主義」全心貫注並被日後大眾等同於「科學管理」的任務，便是如何能讓工作人員多做些工。為了達到這項目的，當時採用了三種主要方法:(一)將每一個工作人員從工作群中孤立起來，將他、她或這個工作群對工作過程的控制，轉移到管理人員身上。這個管理人員要確切指示這個工作人員去做什麼以及完成多少產量，而其所根據的是(二)有系統的將每一個過程分解為按時間調節的組成因素(「時間—動作研究」〔time-motion study〕)，以及(三)利用各種不同的工資給付制度，提高工作人員的增產動機。
■在一八八○到一九一四年間，大型企業的結構轉化，從生產到辦公室和會計工作，都有重大進步。現代法人組織和管理等「看得見的手」，以取代了亞當‧斯密意指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於是高級職員、工程師和會計師開始接下業主兼經理者的工作。「股份有限公司」或聯合企業取代了個人。
■一九○○年時，一位美國國務院官員說道:「領土擴張不過是商業擴張的副產品。」而他絕不是從事國際事務和從政人士當中，唯一持這種看法的人。
■其中堪稱最有名且最好的理論是熊彼得(Josef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所提出的。熊氏將每一次的「下降趨勢」和一組經濟「創新」的利潤潛力耗竭繫聯在一起，再將新的上揚與新的一組創新繫聯在一起；這些創新主要(但不僅是)是技術性的，其潛力都有耗竭的一天。因而，作為經濟成長中「領先部分」的新工業(如第一次工業革命中的棉紡織業和一八四○年代之後的鐵路)，如同過去一樣，會成為將世界經濟由它暫時陷入困境中拉出來的機器。這個理論似乎相當可信，因為自一七八○年代起，每一個長期的上揚階段確實都與新的、而且愈來愈在技術上富有革命性的工業有關.....
■在這個時期首次發展成一支重要大力量的廣告業，開始對群眾說話。分期付款的銷售辦法，也是這個時期的產物，它的設計，是為使收入不多的消費者也有可能購買大型產品。而電影這種革命性的藝術和行業，從一八九五年時的無足輕重，成長到一九一五年時超越了貪婪夢幻的財富展示。相較電影製作費的高昂，那種由王公支持的歌劇顯得異常寒酸，而這一筆高昂的製作費用，竟都是來自付了五分錢的觀眾。
■我們應該如何概括帝國時代的世界經濟呢?
首先，.....它是一個在地理基礎上比以前廣大得多的經濟。...
其次，.....帝國時代得世界經濟顯然較以前更為多元化。......
第三個特點，是乍看之下最為明顯得科技革命。........
第四個特色，如前所示，是資本主義企業結構和做法上的雙重轉型。.....
第五個特色，是日常必需品的市場不尋常的轉型..........
第六個特點:第三類經濟的顯著成長，亦即公家和私人服務業的蓬勃發展，..
接著我將提一下這個經濟的最後特點，那就是政治學和經濟學的日益輻和，亦即政府和公眾角色的日益增強，.........
第三章 帝國的年代
■只有完全的政治迷惑和天真的樂觀主義可以阻止我們認識下列事實:所有由文明資產階級控制的國家，都不可避免地會在擴張貿易上投注全力，在一段看似和平競爭的過渡期後，貿易擴張已明顯即將到達轉捩點，在這個轉捩點上，權力將獨自決定每一個國家能在地球上瓜分多少經濟控制權，也將決定其人民的活動範圍，尤其是琪工人賺錢的可能性。
——韋伯(Max Weber)，一八九四
■一個由已開發或發展中的資本主義核心地帶決定其步調的世界經濟，非常容易變成一個由「先進地區」支配「落後地區」的世界，簡言之，也就是變成一個帝國的世界。
■在比較重要的意義上，本書所論時期顯然是一個新型的帝國時代——殖民帝國的時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和軍事霸權，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都不曾遭遇到嚴重的挑戰，但是從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的倒數二十五年間，西方國家還不曾企圖將這種霸權正式轉化為有系統的征伐、兼併和統治。一八八○到一九一四年間，這種有計畫的侵略野心開始出現，而歐洲和美洲以外的絕大部分，都被瓜分成那一小撮國家——主要是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荷蘭、美國和日本——的正式或非正式管轄區。
■門羅主義是美國政府於一八二三年正式提出，其後又予以重述和修訂。宣言中表示美國對於任何歐洲列強在西半球的殖民和政治干預都將予以反抗。後來該主義遂被引申為美國是西半球唯一有權利在任何地方進行干預的強國，隨著美國國勢日益增強，歐洲國家也愈來愈不敢對門羅主義掉以輕心。p.084
■這種由一小撮國家瓜分世界的情形(也就是本書名的由來)，堪稱是地球日益分為強與弱、「進步」與「落後」這個趨勢的最壯觀表現，.....一八七六到一九一五年間，地球上大約有四分之一的陸地，是在六、七個國家之間被分配或在分配的殖民地。
■列寧於一九一六年出版的小書，是對這個不久便會被稱為「帝國主義」現象的最有力分析。在這本總共十章的小書中，一直要到第六章才討論到「列強的瓜分世界」。
■因為「帝國主義」一辭，是在一八九○年代對殖民地征伐的討論中，首次成為政治和新聞辭彙的一部分。同時他也在這個時期取得其經濟義涵，而且一直保持至今。因此，這個辭彙以往所代表的政治和軍事擴張的形態，對了解這個時期的帝國主義幫助不大。皇帝和帝國當然是古老的，但帝國主義卻是相當新穎的。........簡言之，它是為了一個全新現象而設計的全新字彙。這個明顯的事實，已足以在諸多有關「帝國主義」的激烈辯論中剔除下列學派的看法，亦即:「它不是什麼新觀念，事實上它或許只是前資本主義的遺存。」
■「民主」一辭因為具有正面有利涵義，甚至其敵人也喜歡宣稱自己是「民主」，然而「帝國主義」卻正相反，它通常是遭到非議的，因此一定是別人幹的。一九一四年時，很多政客以自稱帝國主義者為傲，但是在本世紀他們已幾乎銷聲匿跡。
列寧派的帝國主義分析是以當代作家的各式看法為依據，這些作家包括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人士。它的要點是:新興帝國主義的經濟乃是根植於資本主義的一個特殊新階段，在這個新階段當中，偉大的資本主義強權將世界瓜分成正式的殖民地和非正式的勢力範圍。而列強在瓜分過程中的競爭，便是釀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
■把列寧主義和反列寧主義放在一邊，歷史學家所要重建的第一件明顯事實，也是一八九○年代沒有人會否認的事實，亦即:瓜分世界有其經濟上的重要性。
■這個時期的典型產物內燃機，靠的便是石油和橡膠。當時絕大數量的石油仍舊來自美國和歐洲(俄國以及產量少得多的羅馬尼亞)，可是，中東的油田已成為層出不窮的外交衝突和詐欺的主題。橡膠完全是熱帶產物，歐洲人利用殘暴壓榨的手段，從剛果和亞馬遜雨林區取得它們，而這種暴虐的行徑適成為早期反帝國主義的抗議目標。
■礦業是將帝國主義引入世界各地的主要先鋒，也是最有效的先鋒，因為它們的利潤教人萬分心動，就算專為它修築鐵路支線也是值得的。
■母國也不會歡迎他們的工業化。不論官方的說法為何，殖民地和非正式屬地的作用只是補充母國的經濟，而非與它們競爭。
■簡言之，在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政治和經濟是分不開的，正如在回教社會中宗教和社會是分不開的一樣。
■自從偉大的帝國主義者羅德斯(Cecil Rhodes)在一八九五年評道:「如果一個人想要避免內戰，他必須成為帝國主義者」，大多數的評論家都意識到所謂的「社會帝國主義」，亦即:藉著帝國擴張所產生的經濟改良、社會改革或其他方式，來減輕國內的不滿情緒。毫無疑問，當時的政客必然充分意識到帝國主義的可能好處。
■這是一個大規模致力傳教的典型時代。(一八七六到一九○二年間《聖經》共有一百一十九種譯本，在此之前的三十年只有七十四種，一八一六到一八四五更僅有四十種。一八八六至九五年間，非洲的新教傳教機構共有二十三個，比前一個十年大約多了三倍。)
■一八八○到一九一四年間，恐怕得用顯微鏡才能找出一名非白人主教。及至一九二○年代，天主教才任命其第一批亞洲主教。此時，這個千載難逢的傳教活動已整整進行了八十年。
■禁止有色移民的壓力，在一八八○年代到一九一四年間促成了「白色加州」和「白色澳洲」的政策。
■事實上，他們對於資本主義這個新「帝國主義」階段(他們在一八九○年後期發現了這個階段)的分析和定義，正確地指出殖民地的兼併和開發利用是這個新階段的一個表徵和特色:這個表徵和特色像它所有的特色一樣不可取，但也不是核心所在。很少有社會主義者像列寧那樣，已經注意到這個位於世界資本主義邊緣的「易燃物質」。
■十九世紀後期的帝國主義無疑是「新的」。它是一個競爭時代的產物，這種工業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之間的競爭，不但新鮮而且緊張，因為在一個商業不確定時期，擴張和保衛市場的壓力都特別沉重。簡言之，它是一個「關稅和擴張共同成為統治階級的訴求」的時代。它是脫離自由放任式資本主義過程的一部分，在同時也意味著大公司和壟斷企業的興起，以及政府對經濟事務的較大干預。它隸屬於一個全球經濟的邊緣部分日趨重要的時期。它是一個在一九○○年十似乎很自然，而在一八六○年時卻又似乎難以置信的現象。
■如果我們把實際上屬於英國衛星經濟、由獨立國家所組成的「非正式帝國」也算在內，那麼地球上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地區在經濟上是英國式的，在文化上亦然。因為英國甚至將它奇怪的郵筒形狀外銷到葡萄牙，也把類似哈羅德百貨公司( Harrods department store)這種典型的英國機構外銷到布宜諾斯艾利斯。但是，到了一九一四年，這個間接受其影響的區域，有許多已逐漸受到其他強國的滲透，尤以拉丁美洲為最。
■英國的目的並不在於擴張，而是在於避免別國入侵這些它已用貿易和資本予以主宰的領土——當時大半的海外世界均係如此。
■簡言之，新殖民主義是一個由諸多國家經濟體所進行的經濟和政治競爭時代的副產品，同時又因貿易保護主義而得以加強。
■南非的「衣索比亞運動」(Ethiopian movement)，早在一八九二年便脫離了傳教團體，以便建立一個較不與白人認同的基督教。
■ 甘地學會在一個由「新帝國主義」所創造的環境中，運用消極抵抗的辦法，動員傳統民眾去達成非傳統目的的特殊技巧。可想而知，這個辦法是西方和東方的融合，因為他公開表示他在思想上受到羅斯金(John Ruskin)和托爾斯泰的影響。
■甘地便是藉著在南非為印度人的人權奮鬥，而得到他的政治經驗並贏得他的政治驅策力。那時，他還無法在印度本國進行這些活動。最後他回到印度，成為印度民族運動中的關鍵人物，但是這是一九一四年戰爭爆發的事。
■它將現代民族的內容——獨立、民族自決、領土國家的形成等...........最先接觸這些思想的人，是西化的菁英分子。他們是藉由造訪西方和西方所組成的教育機構而接觸到這些觀念，因而這些觀念正是在西方教育機構裏面形成的。
■因此，帝國主義最有力的文化遺產，是它為各類少數菁英所興辦的西式教育。
■邱吉爾曾經說過:在非洲的大部分地方，整個殖民主義經驗(由最初的占領到獨立國家的形成)，也不過就是一個人的壽命那麼長，這的確是個驚人的事實。
■擁有高度文明的異國，可以反映出西方制度的缺點——如孟德斯鳩的《波斯書簡》(Persian Letters)所言——而尚未受文明干擾的異族，則往往被視為高尚的野蠻人，其自然且令人欽慕的舉止正說明了文明社會的腐化。
■式微中的蒙兀兒帝國的首都，一個在薩耶吉‧雷(Satyajit Ray)的《棋手》(The Chesplayer)中顯得如此美麗的城市，又何曾抵抗得住英國人的進攻?
■在藝術領域，尤其是在視覺藝術領域，西方前衛派對非西方文化是一視同仁的。事實上，在這一時期他們大致是受非西方文化的啟發。這種情形不僅見於代表精粹文明的異國藝術(如日本藝術，日本藝術對法國畫家的影響非常明顯)，也見於那些被視為「原始的」異國藝術，尤其是非洲和大洋洲藝術。無疑，它們的「原始風味」是它們的主要吸引力，但我們無法否認，二十世紀早期的前衛人士教會了歐洲人把這樣的作品視為藝術品(往往是偉大的藝術品)，教導他們只看其藝術本身，而不論其出處為何。
■一八九九年，當大家認為作家吉卜齡——印度帝國的詩人——快死於肺炎時，不僅英國人和美國人(吉氏不久前才獻給美國一首談論「白種人的負擔」的詩，論及美國在菲律賓的責任)很悲傷，連德國皇帝也拍了一通電報以示慰問。
■德國經濟學家舒爾茨蓋文尼茲(Schulze-Gaevernitz)寫道:「歐洲將會把體力勞動的負擔——先是農業和礦業，再是工業中較為費力的勞動——轉移給有色人種，而它自己則心滿意足地依靠地租、利息等固定收入生活。而這種情形，或許在為有色人種日後經濟和政治解放鋪路。」
第四章 民主政治
■誠如睿智的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所云:民主政治是人民大眾的政治，而大眾整體而言是貧窮的。窮人和富人、特權階級和非特權階級，其利害關係顯然不會一樣。但是，就算我們假設這兩個階級的利害關係一致或者可以一致，民眾對公共事務的看法也不可能和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作家所謂的「上流人士」一樣。
■當統治階級真的想說真心話時，他們必須在權利迴廊的隱蔽處中進行，例如俱樂部、私人的社交晚餐、狩獵會或週末的鄉間住宅。在這些場合當中，菁英份子彼此見面時的氣氛，完全不同於在國會辯論或公眾集會上的爭論笑劇。因而，民主化的時代轉變成公眾政治的偽善，或者更正確的說，口是心非的時代，也因此造就了政治諷刺作品的時代:杜利先生的時代，以及尖銳滑稽且才華橫溢的漫畫雜誌時代——這些漫畫雜誌中，典型的有德國的《簡單》(Simplicissimus)、法國的《奶油碟子》(Assiette an Beurre)或維也納克勞斯(Karl Kraus)的《火炬》(Fackel)。
■如果說宗教擁有廣大的政治潛力，那麼民族認同同樣是一種不可輕視且實際上更有效的推動力。
■一九一四年的愛爾蘭民族運動遂包括了聯合愛爾蘭聯盟(United Irish League)，這個聯盟乃是為選舉而組成的全國性組織，亦即在每一個議員所代表的選區當中都可見到其蹤影。它組織許多選舉集會，並由聯盟會長出任主席。出席參加集會的人士不僅包括它自己的代表，也包括同業公會(工會支部的城市企業聯盟)的代表，工會本身的代表，代表農民利益的土地和勞工協會代表，蓋爾人運動協會的代表，類似古愛爾蘭修道會之類的互助會代表，以及其他團體代表。
■新興的政黨運動代表了整體的世界觀。是其整體的世界觀，而非特殊或不斷改變的具體政治計畫，構成其組成份子和支持者的「公民宗教」。..........公民宗教應該可使許多現代社會因之結合，不過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它才能扮演階段性的黏合劑，使那些新近被動員起來的群眾團結一致的要素乃是:宗教、民族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以及法西斯主義的先驅意識形態，不論其運動同時也代表了什麼樣的實質利害關係。
■與舊日資產階級社會的選舉政治相反的是，新的民眾政治愈來愈與以地方權貴為基礎的舊式地方政治無法相容。
■簡言之，對其支持者而言，政黨或運動係代表他們、也為了他們而採取行動。因此，組織很容易便代替其組成份子和支持者，而其領袖又可輕易地支配組織。
■事實上，這些政府好像進出旅館的旅行團一樣來來去去——一個國會的多數黨崩潰，另一個就繼之主政。歐洲民主政治之母——法國——或許是這項紀錄的保持者。自一八七五到歐戰爆發前的三十九年間，法國一共有過五十二個內閣，而其中只有十一個維持一年或一年以上。誠然，同樣的名字往往在這些內閣中一再出現。因此，政府和政策的有效持續，便自然是掌握在常設的、非由選舉產生的和隱形的官僚人員手中。
■在二十世紀晚期的今天，我們只能以世風日下的喟嘆回顧本書所述時期:在今天世界上幾乎每天都發生的屠殺，在那個時代的人們眼中，卻是土耳其人和部落民族的專利。
■一八九○年左右突然以群眾現象出現的勞工和社會主義運動。其結果是，勞工和社會主義運動比民族主義運動容易對付——民族主義運動在這個時期已經出現，或說已經登上檯面，並進入一個好戰、自治論和分離主義的新階段。
■英國法學權威威狄西已看出:社會主義自一八七○年起即利用滾動的蒸氣壓路機，將個人自由的地表壓成集中管理和平均化的營養午餐、健康保險和年金制度等暴政。而他的確說對幾分。永遠按理行事的俾斯麥，在 一八八○年代已決定用頗具雄心的社會保險方案，來消滅社會主義者的煽動口實。繼他走上這條路的，還有奧地利和一九○六至一四年的英國自由黨政府(老人年金、官辦職業介紹所、健康和失業保險)。甚至法國在幾度遲疑以後，也在一九一一年實施年金制度。
■英國保守黨政府在一九○○年的「卡其選舉」(Khaki election，編按:利用戰爭熱潮而得到多數人投票的選舉)中，利用南非戰爭擊敗其自由黨對手。而美國的帝國主義成功地利用人們喜愛砲聲的心理，於一八九八年與西班牙作戰。事實上，狄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一九○一至○九年擔任總統)所領導的美國統治菁英，剛剛才發現荷槍的牛仔是美國主義、自由和本土白人傳統的真正象徵，可利用它來抵抗成群入侵的大批低下移民，以及無法控制的大城市。自此以後，這個象徵變廣被利用。
■英國政治科學家華萊斯(Graham Wallas)在一九○八年寫道:「任何以重新檢討人性作用作為其政治思考基礎的人，必須以設法克服本身誇大人類理智的傾向為開端。」
■廣告業雖然是美國內戰之後的發明，卻直到此時才首次獲有應得的認知。海報便是一八八○年代和一八九○年代的產物。
■在那些自然的民間情感可資開拓操縱的地方，或許可將非官方群眾活動涵括進去的地方，官方若能主動出擊自然會獲得最大的成功。
■國旗是最重要的象徵。在沒有君主的地方，國旗本身便可以在實質上具體代表政府、國家和社會。美國學校每日的升旗儀式自一八八○年代晚期開始推廣，終於成為普遍的做法。
■雖然如此，在一八八○到一九一四年間，統治階級還是發現——縱然他們心存懷疑——議會民主政治已證明它可與資本主義政權的政治和經濟穩定相媲美。
■一九一七年，列寧主張道:「民主共和國是資本主義所能有的最好外殼。因此，一旦資本主義控制了這個最好的外殼，它便可以牢固地確立它的權勢，以致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沒有任何改變可以動搖它——不論是人事的改變，制度的改變，或是政黨的改變都一樣。」...........列寧發表這段話的目的是為了反對革命俄國的臨時政府，支持蘇維埃掌權。總之，我們要注意的不是它的主張是否正確——他這項主張很有商榷餘地，不僅是因為它未能認出保護諸國免於社會動亂的經濟和社會層面，以及有助於民主政治的各種制度。
第五章 世界的工人
■德國的波蘭「薩克森行走者」(Sachsenganger)，阿根廷的義大利「燕子」(據說他們拒絕在德國擔任收割工作，因為由義大利去南美比較便宜而且容易，工資也較高)，美國的跳火車偷渡者乃至那時可見的墨西哥人，都是季節性勞工。
■對當時人而言，這些工人群體實在為數龐大，而且無疑還在不斷成長。他們使社會和政治上已經確立的秩序蒙上一層陰影。如果他們在政治上組成一個階級，結果會是如何?
■到了一九○六年，大家已把這些政黨視為理所當然，以致一位德國學者一本討論「美國為什麼沒有社會主義」的書，大規模的勞動階級和社會主義政黨在當時已是常態，如果不存在才是教人吃驚的事。
■工人階級政黨的顯著竄升是相當驚訝的。它們的力量基本上是來自其政治訴求的單純性。它們是所有為工資而出賣勞力之人的政黨。它們代表這個階級對抗資本主義者及其政府，它們的目標在於創造一個新社會。..........馬克思主義的學說要到馬克思過世之後一直到十九世紀末才得到系統闡述，並日漸主宰了大多數這樣的新政黨，因為它對這些主張的明白宣示，使它具有龐大的政治滲透力。
■不論工人階級內部的其他差異為何，使他們陷入分裂的無疑是:國籍、宗教和語言的不同。........馬克思曾經告訴社會主義者說:工人無祖國，只有一個階級。社會主義人士的這種國際主義熱情之所以引起勞工運動的注意，不僅是由於它的理想，也因為這往往是它們運作的基本先決條件。
■在法國和美國，煤礦工人也斷斷續續地組織了強大的工會。由於採礦的無產階級人數眾多，又顯著集中在某些區域，因此它們在勞工運動中的潛在(在英國是實際的)作用，是相當令人畏懼的。(礦工之所以特別團結的原因，可從德國礦工的打油詩中看出。茲大體翻譯如下:麵包師可以獨自烘烤他們的麵包；細木工人可以在家幹他們的活；但是不論礦工走到哪裡，附近都要有勇敢忠實的夥伴。)
■運輸的另一個關鍵項目——海上運輸——卻異常地方化。由於這些地方往往是整個經濟樞紐，因此任何碼頭罷工經常會演變成一般性的運輸罷工，甚至釀成全面罷工。二十世紀的最初幾年，大量出現的經濟性全面罷工主要都是港埠罷工:的港、熱內亞(Genoa)、馬賽、巴塞隆納、阿姆斯特丹。.....雖然鐵路運輸和海運如此不同，它們卻同樣對於全國的經濟具有極重要的戰略意義。它們一旦中斷，國家的經濟便會癱瘓。
■煽動者和宣傳家將所有貧窮工人團結一致的訊息，帶到其國家最偏遠的角落。他們同時也帶來組織。沒有這種有組織的集體行動，工人便不能以一個階級形式存在。而透過組織，他們得到一群發言人，這些發言人可以清晰地表達出男男女女的感情和希望，那些無法自行表達的男男女女。.........沒有這種有組織的集體主義，他們只是貧窮的勞動者。
■體力勞動者便在第三行業的興起下與上層階級區隔開來。服務業在有些國家成長的迅速而驚人，創造了一個工作時不需把手弄髒的社會階層。從前的小資產階級，也就是小工匠和小店主，可以被視作勞動階級和資產階級中間的過渡地帶或真空地帶。
■沒有任何地方其他階級比無產階級更需要政府在經濟和社會事務上採取積極行動，以補償他們獨立集體行動的不足；而全國無產階級的人數愈多，政治人物對這個龐大危險的選民團體的要求變愈(被迫要)敏感。一八八○年代，英國維多利亞中期的舊式工會和新興勞工運動之所以分裂，其關鍵問題便在於勞工要求經由法律來規定每天工作八小時，而非經由集體磋商來確立這個工作時數。這意味著:制定一條普遍適用於所有工人的法律，也就是全國性的法律。充分意識到這項要求之重大意義的第二國際，甚至認為應制訂一條這樣的國際性法律。這項國際性口號的確自一八九○年起造成一年一度的五一勞動節示威，該運動的確是工人階級國際主義最深刻也最感人的展現。(一九一七年時，終於獲得自由而能慶祝這個節日的俄國工人，甚至放棄他們自己的曆法，以便和世界其他地區的人士同一天示威。)
■那麼，這個在極端情況下實際與該階級共同擴張的「運動」，指的是什麼?不管任何地方，它都包括了工會這個最基本普遍的工人組織，不過這些工會形式各色各樣，而力量也互不相同。它也經常包括合作社，合作社主要是作為工人的商店，偶爾(如比利時)也可成為這個運動的中央機構。在擁有大規模社會主義政黨的國家，勞工運動可以包括工人實際參加的每一種組織:從搖籃到墳墓—— 更正確的說，應該是火葬場，由於他們反對教權，因而贊成「進步人士」熱情提倡的火葬，認為它更適合這個科學和進步的時代。
■許多這類政黨之所以升起馬克思紅旗，或許是因為馬克思較任何左翼理論家更能向他們說明三件似乎聽起來同樣合理而又令人鼓舞的事:在目前的制度中，沒有可預見的改革可以改變工人階級被壓榨的情形；資本主義發展的本質，使推翻目前的社會而代之以較好的新社會一事，不太能確定；而由階級政黨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將是這個光榮未來的創造者和繼承人。因而，馬克思向工人提供了類似於宗教的保證——科學顯示了他們的最後勝利是歷史的必然。在這些方面，馬克思主義非常有效，以致連馬克思的反對者，也大致採納了他對資本主義的分析。
■社會主義政黨是因其作為絕對反對富人政黨的身分而受惠更多，它們所代表的階級，沒有例外全是窮人，雖然照當時的標準來說不一定是非常窮。它們以不絕的熱情公開指責剝削、財富和財富的日漸集中。於是窮困者和被剝削者，即便不是無產階級，也可能會覺得這個政黨跟他們意氣相投。
■既然一個有意識的工人階級正在這個時期成形出現，前工業時代的平民遂被吸引進它的勢力範圍。如果他們沒有被吸引進它的勢力範圍，那麼他們便會被歷史所遺漏，因為他們不是歷史的創造者，而是真正的受害者。
第六章 揮舞國旗:民族與民族主義
■這種自發情緒可已在政治上加以利用:而政治的民主化，尤其是選舉，則提供動員它們的充分機會。當國家在進行這類動員時，它們將這種情緒稱為「愛國心」....
■在民族認同成為政治力量的地方，民族主義構成了政治活動的底層。
■ 我們現在早已習於用人種和語言來定義民族，因而忘記了這個定義基本上是十九世紀晚期發明的。
■上百萬人選擇成為美國人的一分子，美國顯然沒有單一民族基礎，而他們之所以學習英語是為了必須或方便。他們努力地使用這個語言，並不是為了任何與民族靈魂或民族延續有關的基本原理。語言的民族主義，是書寫和閱讀之人所創造的，不是說話的人所創造的，而那些可從中發現其民族基本性格為何的「民族語言」，往往是人為的。
■一九一八年後新獨立的波蘭領袖畢蘇斯基( Pilsudski)的話:「國家造成民族，而非民族造成國家。」
■在一個愈來愈民主的時代，政府官員不能再依靠傳統上社會階級較低之人服從階級較高之人的穩定秩序，也不能再依靠傳統宗教來確保社會服從。他們需要一個結合國民的辦法，以防止顛覆和異議。「民族」是各個國家的新公民宗教。它提供了使所有公民附著於國家的黏合物，提供了將民族國家直接帶到每一個公民面前的方法，並可平衡人們對那些「超越政府事物」(如宗教、與國家不一致的民族或人種，或更特出的階級)的效忠。
■一八八○年，在面臨革命的鼓動時，甚至俄國沙皇也開始採取下列一八三○年代有人向他祖父建議但未採用的政策，亦即:沙皇的統治不但要以獨裁政體和正教原則為依據，也要以民族為依據——訴諸俄國人乃俄國人這個事實。當然，在某種意義上，幾乎所有十九世紀的君主都必須穿戴上民族的化裝服飾，因為他們之中幾乎沒有一個是他們所統治的本地人。
■美國規定:懂英語是作為美國人的條件之一，而且自一八八○年代晚期開始引進基於這種新公民宗教的真實崇拜(在其不可知論憲法下所擁有的唯一崇拜)，其表現方式是在每一所學校中，每天舉行向國旗效忠的儀式。
■除了在宗教、詩歌、社群或家庭感情外，非官定語言很可能並無法與官定語言競爭。
■在一九一四年前，工人階級的仇視外人很少發揮實際效用。整體而言，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國際移民，即使是在美國，也只造成出人意外的反外國勞工騷動，而在阿根廷和巴西，這類騷動幾乎可說不曾發生。
不過，進入外國的移民群體，不論他們是否曾遭到當地人的仇視，都很容易發展出強烈的民族情感。........這種情感的產生是因為他們需要社群間的互助。....在最初的移民社區中，除了類似於他們的教會這樣的團體以外，還有誰能使他們成為一個社群，而非一堆外國人?他們的教會即使在理論上是世界性的，實際上卻是民族性的，因為它的教士是和會眾來自同一個民族。.......於是「民族」成為人際關係的真正網路，而不僅是一個虛構社會。
■移民間的互助和互保，可能有助於其民族的民族主義成長，但卻不足以解釋它的產生。然而，就移民間的民族主義是以移民對舊日故鄉風俗的模稜懷舊為基礎而論，它無疑與故國正在孕育民族主義的那種力量有相似之點，尤其以較小的民族為然。這就是新傳統主義，是一種防禦性或保守性的反動，用以抵抗現代化、資本主義、城市工業，以及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擴散，抵抗這些力量對舊日社會秩序所造成的破壞。
■無可懷疑的是，最熱烈響應民族主義召換的那些人，多半都是介於「社會上已有確立地位的上層階級」與「最下層的農民和無產階級」之間。
■當民族主義被調成雞尾酒時，它才真的普受歡迎。它的吸引不只在於它本身的滋味，也在於它摻合了其他的某種成分或許多成分。它希望能藉這些成分解消費者精神或物質上的渴。
■一九一四年甘心情願、甚至滿懷熱忱走上戰場的人，是受到愛國思想的感動。這種愛國思想不能局限在民族主義的口號中，因為它帶有公民責任意識。這些軍隊的奔赴戰場不是因為嗜好作戰，嗜好狂暴和英雄氣概；也不是要追求右派那種民族自大狂和民族主義的無限制擴張；更不是因為對於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的敵意。
正好相反。所有實行群眾民主政治的交戰國，其國內宣傳都說明了:他們所強調的不是光榮和征伐，而是「我們」是侵略或侵略政策的受害者，而「他們」代表了對於「我們」所體現之自由和文明的價值觀的致命威脅。
■德國、法國和英國的民眾，一九一四年是以公民和平民的身分走上戰場，而非以戰士或冒險家的身分走上戰場。可是，這個事實適足以說明:在民主社會當中，愛國心對政府運作的必要性，以及其所具有的力量。因為，只有把國家目標視為自己目標的想法，才可以有效動員民眾。一九一四年時，英國人、法國人和德國人都有這種想法，他們便是因此而動員。一直到為期三年無比慘烈的屠殺和俄國革命的例子，才讓他們了解到他們的想法錯了。
第七章 資產階級的不確定
■就盡可能最廣義的範圍來說.........一個人的「自我」，是他能聲稱屬於他的一切事物的總和，不僅包括他的身體和精神力量，也包括他的衣服和他的房屋，他的妻子和兒女，他的祖先和朋友，他的名譽和著作，他的土地和馬匹，以及遊艇和銀行存款。
——詹姆斯(Wiliam James)
帶著極大的興致......他們開始購物.....他們全力以赴，就好像在為事業衝刺一樣；作為這個階級，他們談的、想的和夢的都是財富。
——威爾斯，一九○九
■所謂的「資產階級食品」(cuisine bourgeois)，至少在法國是一個讚美美食的辭彙。眾多的僕人彌補了家中不舒適和不實際的地方。但僕人無法隱藏這些地方。一直到十九世紀後期，資產階級社會才發明了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和與之相稱的物質設備，這些是為了迎合被視為其主力中堅的需要而設計的，這些中堅份子包括商人、自由業者或較高級的公務人員及其眷屬。
■像資產階級社會的許多其他事物一樣，它也來自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我們最初可在花園郊區中看到它，這種花園郊區，是一八七○年代像諾門‧蕭(Norman Shaw)這樣的建築師，為舒適但不一定富裕的中產階級所規劃開拓的(貝德福公園〔Bedford Park〕)。
■在社交上抱持理想主義的(盎格魯撒克遜)設計師，其所設計的「花園城市」和「花園郊區」，和那些特意要將中產階級從比他們低下的人群中移開而開闢的郊區，走得是同一個路線。而這種外移，其本身也表示資產階級放棄其統治階級的身分。
■我們不會認為阿克羅埃家族會只為了其家族用途而建造一座繪有古典神話場景緻的宏偉樓梯，造一間雕梁畫棟的宴客廳、一間飯廳、圖書館和九間接待用的套房，或可容納二十五個僕人的廂房。
■事實上，只要他住在城市，即使是一名普通的資產階級，也不容易避免藉著選擇他的住處，或者至少他公寓的大小或樓層，他能指揮僕役的程度，他的服裝和社交往來的禮節，來點出(應說強調)他的地位。
■「青年」和「現代」這兩個字，有時幾乎可以互用，而如果「現代化」意有所指，則它指的是品味、室內裝飾和風格的改變。在十九世紀下半葉，這兩種發展在地位穩固的中產階級中均已歷歷可見，而在它的最後二十年間尤其顯著。它們不僅影響了休閒方式，也大大增加了資產階級住宅作為其婦女活動背景的作用。當時休閒的方式是旅遊和度假。如維斯康堤(Visconti)的《威尼斯之死》(Death in Venice)所正確說明的，當時進入其榮耀時期的海濱和山間大旅館，是由女客的形象所主宰。
■社會學這門學科，是一八七○至一九一四年間的產物。由於社會學家喜歡以最適合他們意識形態信念的方式重新將人口分類，遂使這門學問至今仍受困於有關社會階級和身分的無窮辯論。
■自己無幸取得貴族稱號的美國富人，趕緊藉著讓女兒締結「金錢婚姻」的方法，在歐洲購買貴族稱號，勝家(Singer)縫紉機公司的女兒因此成為波利尼亞克公主(Princess de Polignac)。不過，即使是古老且根深柢固的君主國，如今也承認金錢和門第已是同樣有用的標準。
■他們並非全都是用有資金，但是許多以較高教育程度代替資金而無疑具有中產階級身分的人，至少在一開始的時候也沒有資金，而他們的人數正大量增加。
■ 在社會學上，如一位法國觀察家在英國所注意到的，「中產階級」主要包括在社會中攀升的家庭，而資產階級則已經到達頂點或一般被認為已位於高原之上的家庭。但是這樣的快照，幾乎拍不出這個動作發展過程；這個過程，似乎只能由類似於電影的社會學予以捕捉。
■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是一個標準；休閒活動，尤其是新發明的運動，是另一個標準；但是正式的教育愈來愈成為(而且至今仍是)其主要指標。
■十九世紀的商人，很少是從大學畢業。法國綜合工科學校在這個時期並不特別吸引資產階級菁英。一位德國銀行家在一八八四年勸告一位剛起步的工業家要摒除理論與大學教育，他認為理論和大學教育只是休息時的享受，就好像午餐後的雪茄菸。他的建議是盡快進入實際操作領域，........
■金錢因而成為貴族的判斷標準。真正傳統的土地貴族，如果他不能維持這樣的生活方式且參加與這樣的生活方式有關的種種活動，便會被放逐到一個式微狹隘世界之中，忠誠、驕傲，但在社交上只是勉強夠格，就好像馮譚(Theodore Fontane)《史特虛林》(Der Stechlin，古代布蘭登堡〔Brandenburg〕容克〔junker，鄉紳〕價值觀的有力輓歌，一八八五出版)一書中的人物一樣。偉大的資產階級運用了貴族以及任何菁英群體的手法，去達成其自己的目的。
■十九世紀晚期的資產階級是一種教育開放和社會封閉的奇異組合。之所以說「開放」，是因為有錢便可入學，或者甚至有好的成績便可入學(透過獎學金或其他為窮學生所想的辦法)。之所以「封閉」，是因為大家都了解有的圈子平等，有的圈子不平等。................美國菁英大學的團體，至少在東部，事實上是由運動競技的社交排外性來決定，它們只在「常春藤聯盟」(Ivy League)中做各種競賽。
■一八七○年代以後迅速發展的「校友」制度，說明了教育機構的產物已構成了一個堪稱是全國性乃至國際性的網路，也將年輕和年長的校友結合在一起。間言之，它使一群異質的新成員，有了社交的凝結力。
■下層中產階級，不論是新是舊，顯然是身分不同且較為低下，因為他們收入不足，才能平庸，而又與民眾出身相近。「新興」小資產階級設法與工人階級涇渭分明，這一目標往往使他們成為政治上的激烈右翼。「反動」便是他們諂上傲下的方式。
■ 在一九○五的歐洲，人們正確地將汽車形容為「百萬富翁的財產和有錢階級的交通工具」。
■業餘了理想更有連結中產階級和貴族的好處，它在一八九六年初創的奧林匹克運動會(Olympic Games)中被奉為神聖定律。奧運是一位讚賞英國公立學校制度的法國人所創辦，並以它的運動場為靈感。
■同樣清楚的是:運動具有愛國、甚至軍國主義的一面。但是，它也有助於創設中產階級生活和團結的新模式。一八七三發明的草地網球，迅速成為中產階級郊區的典型運動，這主要是因為它是由兩性一起玩的遊戲，因而提供了偉大中產階級的子女一個結交異性朋友的途徑。
■「紳士」一辭原指有土地的上流人士，但是，在這個資產階級的時代，它特有的社會意義已然耗竭，成為泛指任何不實際上從事體力勞動之人。
■關於美國的資本家，我們只能說:他們有的賺錢賺得太快，且賺進的是天文數字，以致他們的教育強迫他們反對下面這項事實:亦即對人類、甚至對資產階級而言，單是資本累積本身，並不是人生的充分目標。(卡內基說:「聚積財富是一種最壞的偶像崇拜，沒有任何偶像比對金錢的崇拜更使人降格。如果我再繼續因商業而憂慮不已，且專心致志於在最短的時間裡賺錢，必將使自己降格到萬劫不復的地步。」)
■戰爭只能在信奉軍國主義的貴族和不文明的人群當中引起熱切的情緒。俾斯麥那句切合實際的名言，亦即德國的問題只能以「鐵和血」來解決，其用意便在於驚嚇十九世紀中葉信仰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民眾。
■當資產階級的歐洲在愈來愈舒適的物質生活中走向其異常的災禍時，我們觀察到一個資產階級的奇異現象，或者至少是在其大部分年輕人和其知識分子中間的奇異現象。他們心甘情願的，甚至熱切的，躍進地獄。我們都知道那些像墜入情網般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而歡呼的年輕男子。
■在一九一四之前的許多年，已有人觀察到歐洲人棄絕和平、理性和進步的理想，而追求狂暴、天性和激烈的發展。有一部研究那個時期英國歷史的重要著作，便把其書名定為:「自由主義英國的離奇死亡」。
第八章 新女性
■女性主義運動的要旨，在於恢復女性的自尊。其最重大的政治勝利，最高的價值也止於此——它們教導婦女不要低貶自己的性別。
——安東尼(Katherine Anthony)，一九一五
■一八七五年後，「已開發」世界的婦女開始生育為數顯然少得多的子女。
■較少的子女生育數要比更高的子女存活率，對婦女的人生改變更為顯著。
■婦女的晚婚、不婚，或某種形式的節育辦法，都可確保較低的生育率。
■因為在十九世紀，除了貧窮的老年人以外，沒有人較收入低而又有一屋子小孩的夫婦更為貧窮。但是，節育的原因或許也有部分是由於這個階段的某些改變，使子女更成為父母的拖累。例如:子女上學和訓練的時間愈來愈長，他們在經濟上必須依靠父母:而有關童工的禁令和工作的都市化，也減少或淘汰了子女之於父母微薄經濟價值。
■一八九○年代，在歐洲的已開發國家和美國...........更精確的說，在所有介於十八歲到六十歲之間的已婚男人之中，百分之九十五在這個意義上都是「就業者」，而一八九○年代時，所有已婚婦女當中，只有百分之十二的人是「就業者」。不過一半的是未婚女人和大約百分之四十的孀婦，都是有職業的。
■對於世界「已開發」地區之外的絕大多數農村婦女而言，工業世界的影響是很輕微的。她們生活的特點，是家庭責任和勞動的不可分割。她們在同一個環境裡善盡這兩種責任。在這個環境中，絕大多數的男人和婦女從事他(她)們因性別而不同的工作——不論這個環境是在我們今日所謂的「家庭」或「生產」。....但是卻沒有任何一種純粹的女性職業，其大多數時間通常不是在某個家庭環境中工作的。.....只要世界上大部分婦女繼續像這樣生活，為雙重的勞動和比男性低微的身分所桎梏，那麼對於她們，我們能說的頂多也不過是孔子、穆罕默德或舊約聖經時代能說的那一套。她們不是不存在歷史裡面，但卻不在十九世紀的歷史裡面。
...其生活模式當時正受到經濟革命所改變的勞動階級婦女，其人數很大，而且日益增加，改變她們的那種經濟，其第一個面向便是今日我們所謂的「初始工業化」，亦即因應廣大市場而出現的家庭手工也和外包工業的驚人成長。只要這樣的工業繼續在結合了家庭與生產的環境中作業，那麼它便無法改變婦女的地位。
■家庭工業至少讓她們一邊有可以賺錢的事做，一邊又可以看顧家和小孩。這便是為什麼需要錢花但有離不開廚房和幼小子女的婦女，相率從事這種工作的原因。
■但是在新式經濟中，家庭收入通常愈來愈是由某位特定的成員賺取。這類成員外出工作，而在固定的時候由工廠或辦公室回家。他們所帶回來的錢，則分配給其他家庭成員使用。這些其他成員，即使其對家庭的貢獻在其他方面也是同樣必要的，卻顯然不直接賺取金錢。雖然主要的「賺取麵包者」通常是男人，帶錢回家的人卻不一定只有男人。但是，不容易由外面帶錢回家的人，通常卻是結了婚的女人。
■在此同時，從婦女的觀點來說，依賴就成了最適宜的經濟策略。由於靠自己賺取一種好生活的機會很渺小，她想要得到好收入的機會，便在於和能賺大錢的男人結合。
■習慣上，婦女在婚前都會外出工作。而當她們居孀或被丈夫遺棄時，更往往不得不外出工作。但是她們在為人妻，一般是不出外工作。一八九○年代，德國已婚婦女只有百分之二從事為人所認可的職業；一九一一年的英國，也只有百分之十左右。
■在本書所論時期剛開始時，婦女在工業界的工作仍然幾乎完全是集中在少數幾種典型的「女性」部門，尤其是紡織業和成衣業，不過食品製造業雇用的婦女也愈來愈多。然而，大多數以個人身分賺取收入的婦女，卻是在服務業中工作。
■勞動階級和中產階級的婦女，都看到她們的地位因為了經濟的關係而有相當大的變化。首先，結構的轉型和科技本身已改變並大大增加了婦女就業賺取工資的範圍。.......最驚人的變化，首推出現了許多以女性為主要從業員的職業:商店和辨公室中的職業。.....「商業和企業書記」的數目，由六千人增加到十四萬六千人——這得歸功於打字機。小學教育擴大了教學的行業，這種職業在若干國家驚人地演變成女性的行業。
■如同政治上的民主化一樣，賦予婦女較大程度的平等權利和機會，早已暗含在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中，.......
■在這個時期進入期第一個光榮時代的廣告業，以其一貫無情的現實主義，認識到婦女因控制購物籃而日漸占有經濟上的中心地位。........在一個即使是在窮人之間也能發現大眾消費的經濟中，廣告業必須針對婦女，因為他們賺錢的對象，是決定家庭採購單的那個人。
■已經出現了寬鬆和飄拂的衣裙。一八八○年代思想上的唯美主義的風氣、新藝術，以及一九一四年前夕的時裝風尚，都有助於這種衣裙的流行。而與此同時中產階級婦女由資產階級室內的微明中逃避到露天來一事，也具有重大意義。因為它也意指得以——至少在某些場合——從衣著和束腹所造成的行動局限中逃脫，而束腹也在一九一○年後為更具伸縮性的胸罩所取代。
■到了十九世紀末，幾乎可以確定的是:自中世紀以降，當時的女性宗教專業人員比任何時期都多。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最著名的天主教聖人都是女性一事，簡直不是偶然的:聖女伯納黛和聖女德雷莎(兩人均在二十世紀早期被封為聖徒)；而教會又明顯鼓勵崇拜貞女聖母瑪利亞。
■工會中的婦女會員百分比始終不大——一八九○年代，除了英國以外，幾乎都可略去不計；一九○○年代通常不超過百分之十。...(一九一三年婦女在有組織工會中所占的百分比如下:英國十點五，德國九，比利時〔一九二三〕八點四，瑞典十一，芬蘭十二點三。)
■婦女解放運動早期曾經造就了一群了不得的傑出婦女，但是她們之中有些最些最卓越的代表(如羅莎‧盧森堡和碧亞翠斯‧韋布)，並不認為應該把她們的才能侷限於任何一性的奮鬥目標上。
■她們之中，絕大多數都是從事通常以為與傳統婦女氣質一致的活動，如表演和(中產階級婦女，尤其是已婚者的)寫作。一八九五年所記載的英國「當代婦女」，絕大多數都是作家(四十八人)和舞台人物(四十二人)。.....在一九一四年前，已經有一位婦女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瑞典的拉格羅芙〔Selma Lagerlof 〕，一九○九)。專業性事業之門也為婦女敞開，例如，在教育界和新興的新聞界，前者係隨著女子中學和高等教育的大幅成長而開啟；後者則始於英國.....一八九五年的英國傑出婦女中，最大的一個百分比(三分之一)是列為「改革家、慈善家等等」。
■諾貝爾和平獎頒贈給一位婦女(祖特內爾〔Bertha von Suttner〕,一九○五年)，象徵了婦女如今在公共領域中成名的可能性提高了些。..........可是，婦女最艱巨的工作，卻在於抵抗有組織專業男人的制度化或非正式的強烈抗拒。這一點或可幫助我們衡量居里(專制俄國的另一產物)的不平凡成就，她在這段時間曾兩度獲得諾貝爾科學獎(一九○三、一九一一)。
■簡言之，就作為一項方案而言，性解放所引起的問題比它解決的問題來得多。在反傳統先鋒的圈子外，它的計畫吸引不了太多人。
■在一九一二年的《婦女家庭雜誌》( Ladies Home Journal)中，克莉絲汀‧菲德烈( Christine Frederick)甚至將「科學管理」引進家庭。.......自戰前的最後幾年起，電氣炊具也開始普遍化，而且比較快速。「真空吸塵器」一辭在一九○三年出現，而一九○九年以後，電熨斗已出現在抱持懷疑態度的公眾面前。
■婦女解放運動難道不會指向以某種其他的人類組合方式，取代現有的核心家庭嗎?在這個民族學空前發達的時代，人們已知道核心家庭絕不是歷史上唯一的家庭方式。
■正如蕭伯納向一位已解放的女性記者所說的，婦女的解放主要是關於她自己。......左翼的理論家一般都認為婦女的解放將因其出外就業或對外界的興趣而達成，因而他們強力地鼓勵之。可是，合併解放和為母之道的問題，卻沒那麼容易解決。
■在拿破崙以後的一個世紀，法國大革命所高唱的「人權」，現在也延伸到婦女的身上。婦女行將和男子得到相等的公民權，而且，不論怎麼吝嗇和狹窄，事業之門現在也向她們的才能開放，就像對男子一樣。.........尤其是對於極大多數因貧困和婚姻使她們不得不依靠男子維生的婦女而言，是不夠的。
■由於每一代關懷婦女社會地位之人所面對的情況都不同，這個問題或許根本沒有永恆的答案。每一個答案，或每一組答案，可能都只能滿足回答者所面對的歷史。
■在第一次世紀大戰以後風靡西方解放婦女的風尚，亦即採自一九一四年以前「前進份子」(尤其是大城市的藝術放任主義者)所預見的風尚，係結合了兩個非常不同的因素，其一是，化妝品的普遍使用，化妝在以往雖然是以取悅男子為業的婦女(妓女和其他若干演藝人員)的特色，可是戰後的「爵士樂一代」，已公開的普遍使用化妝品。她們現在開始展示身體上的若干部分，由雙腿開始(十九世紀的女性必須將雙腿遮起來，不讓好色的男人看見)。另一方面，戰後流行款式，卻是要盡量減少使婦女看上去與男子不同的第二性徵——剪短傳統的長髮，將胸部弄成體質上盡可能的平坦。和短裙一樣，束腹的被拋棄和新發現的行動自如，都是自由和呼喚自由的象徵。.......在職業婦女先鋒香奈兒(Coco Chanel,1883-1971)所發明的「小黑洋裝」的流行風潮中，它們反映了婦女在工作和公開場合中的非正式裝扮，也必須展現出優雅的一面。 …..... 我們很難否認:解放後的流行跡象，指出相反而不一定相容的方向。
■正如戰爭期間的許多其他事物一樣，後一九一八的婦女解放流行風潮，最初都是由戰前的前衛款式中拓展出來的。
第九章 文藝轉型
■他們(法國左翼政客)對於藝術非常無知......但是他們都假裝多少懂一點，而他們往往真正愛好藝術........他們之中的一個佯為劇作家，另一個亂拉小提琴，另一個佯為著迷的華格納崇拜者。而他們都蒐集印象派的繪畫，閱讀頹廢派的文學作品，而且以對喜好某種極端貴族式的藝術為傲。
——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一九一五
■也許沒有什麼能比一八七○年代到一九一四年之間的文藝史，更足以闡明資產階級社會在這個時期中所度過的身分危機。在這個時代，創作性文藝和其欣賞大眾都失去了方向。前者對這個情勢的反應，是朝向創新和實驗發展，逐漸和烏托邦主義或似是而非的理論銜接。後者，除非是為了流行和藝術品的勢利價值，否則便會便喃喃自衛道:「他們不懂藝術，但是他們知道他們喜歡什麼。」或者，他們會退縮到「古典」作品領域，這些作品的優異，已為累世的輿論所保證。
■由十六世紀起一直到十九世紀之末，大約有一百件古代雕刻品具體表現了大家所一致同意的塑造藝術的最高成就。他們的名稱和複製品，是每一個受過教育的西方人所熟悉的:《勞孔》(Laocoon)、《望樓的阿波羅》(Apollo Belvedere)、《垂死的格鬥者》(Dying Gladiator)、《除刺的男孩》(Boy Removing a Thorn)、《哭泣的尼奧比》(Weeping Niobe)，以及其他。或許除了 《米羅的維納斯》(Venus de Milo)以外，幾乎所有這些雕像均在一九○○年後的兩代之間被遺忘。《米羅的維納斯》於十九世紀早期被發現之後，便為巴黎羅浮博物館保守的主管人員單挑出來，一直到今天還深受大眾的讚賞。
■再者，到了十九世紀末葉，傳統高尚文化的領域又受到甚至更為可怕的敵人的侵凌。這個敵人是以一般人為訴求(部分文學例外)，並經過工藝和大眾市場攜手革命過的藝術。在這方面最不尋常的革新是電影。電影和爵士樂以及其各種不同的衍生音樂，當時雖然尚未奏凱。但是一九一四年時，電影已在許多地方出現，並且行將征服全球。
■這一時期「嚴肅的」散文文學，今日看來，已經擁有並且能保持住它的地位，不過在當時，它卻不一定廣受歡迎。如果哈代(Thomas Hardy)、湯馬斯‧曼或普魯斯特的名望今日以實至名歸地上升(他們絕大部分的作品是發表在一九一四年以後，不過哈代的小說卻大半是在一八七一至九七年間問世)，那麼貝內特(Arnold Bennett)和威爾斯、羅曼‧羅蘭和馬丁杜加爾(Roger Martin du Gard)、德萊賽(Theodore Dreiser)和拉格羅芙的運氣，就比較多變化。易卜生和蕭伯納、契訶夫和(在其本國的)豪普特曼(Hauptmann)，均已熬過了最初的醜聞期，而成為古典劇壇的一部分。就這一點而言，十九世紀晚期視覺藝術的革命份子——印象派和後期印象派畫家——到二十世紀已被接受為「大師」，而不是其仰慕者的現代性指標。
真正的分界線貫穿過這個時期。這指的是戰前最後幾年的實驗性前衛藝術，除了在「前進的」一群人士(知識分子、藝術家和批評家，以及具有流行感的人)之外，它始終未曾在廣大的群眾之間得到真正自發的歡迎。他們可以自我安慰說未來是屬於他們的，但是，就荀白克(Schonberg)來說，未來卻沒有出現——沒有像華格納那樣有前途。梵谷的未來出現了，立體派(Cubist)藝術家卻沒有。....畢卡索(Pablo Picasso, 1881-1973)是一個擁有異常稟賦和非常多產的畫家。可是，我們很難否認，今人係把他當一個特殊人物來讚美，而不是因為景仰他的深遠影響，或甚至因為他作品的單純欣賞(除了幾幅畫，主要是他前立體派時期的作品。)他很可能是文藝復興以來第一個具有全方位才能的藝術家。
…...藝術在這段時間是異常興盛的。單是可以花較多時間在文化上的都市中產階級人口和財富增加的事實，以及下層中產階級和部分工人階級，這些具讀寫能力和對文化如飢似渴之人的數量大增，均足以保障這一發展。一八七○到一八九六年間，德國的劇院數目增加了三倍，由二百家增加到六百家。在這段時期，英國的逍遙音樂節(Promenade Concerts, 1895)開始舉辨；新成立的麥第奇學會(Medici Society,1908)，為渴望文化的人大量生產偉大畫家的廉價複製品；埃利斯(以研究性學知名)校訂伊莉莎白女王和詹姆士一世時代劇作家的廉價美人魚叢書(Mermaid Series)；而像世界名著(World’s Classics)和人人文庫(Everyman Library)這樣的叢書，又將國際文化帶給沒有什麼錢的讀者。在頂級富豪中，古代畫家的作品和其他代表昂貴的藝術品，其價格在美國百萬富豪的競購下，達到有史以來的最高點。
■長久以來作為富有中產階級地位指標的文化活動，在這段期間取得其具體象徵，得以表現更多人等的渴望或少許的物質成就。這樣的象徵之一是鋼琴。.....在一個民主的時代中，藝術也成為政治的手段和成就，這種現象使建築家和雕刻家得到許多物質的報償。
■廣告業至少開創了一種新視覺藝術形式，並於一八九○年代陶醉在其小規模的黃金盛世:海報的時代。無疑，專業創作者的繁增，自然產生了許多商業化作品，或是其文學和音樂從業者所憤恨的作品。
■本時期的創作也出現前所未有的國際化..........在這個時期中，他們(知識分子)以移民、訪客、定居者和政治難民的身分，或是透過大學和實驗室，散佈於全球各城，孕育國際性的政治和文化。........自一八八○年代以後，高尚文化的基礎是本地製品和進口品的合併。
然而，如果對那些在一八八○和九○年代已被視為「頹廢」自傲的文學藝術和創作人才而言，這是正確的說法，那麼在這個時期，民族性的文化，至少在其較不保守和因襲的表現上，顯然是情況健全的。要在這個模糊領域做出價值判斷是出名的困難，因為民族情操易於使人誇大其民族語文所能達成的文化成就。.....建立文學評判國際標準的困難，使諾貝爾文學獎(一八九七年創設)得主的選擇，永遠令人不滿意。
■對於那些渴望讀寫能力並日漸擁有這類能力的人來說，單是可以接觸到高尚文化本身，便是一種偉大的勝利(高級文化當時仍被視為過去和現在的連續，○「古典」和「現在」的連續)。
■不過，十九世紀後期並不是一個充滿勝利主義和文化自信的時代；而「世紀末」(fin de sie‵cle)一辭為人所熟悉的含意，更是相當引人誤解的「頹廢」。一八八○和一八九○年代，許多已成名的藝術價和渴望成為藝術家的人(我在此想起年輕的湯馬斯‧曼)，均以「頹廢」為傲。普遍的情形是:「高尚」藝術在社會中顯得侷促不安。
■一八八○年以後，當「現代主義」成為口號，而現代意義的「前衛」一辭開始偷偷溜進法國畫家和作家的會話中時，公眾性與富冒險性文藝之間的間隙，實際上似乎是在縮小。其中原因，部分是因為各種有關社會和文化的「進步」看似乎正在自然融合；部分是因為中產階級的許多重要品味顯然更具伸縮性，這點或許是由於公眾認識到已解放的(中產階級)婦女和年輕人是一個獨立群體，加上資產階級已進入比較無拘無束和以休閒為取向的時期。
■無疑，「先進的」概念自然會與那些受「人民」啟發的藝術風格相契合，或與那些以被壓榨人民、甚至勞工奮鬥為題材的藝術風格密切相連。
■使莫里斯及其藝術工藝運動具有如此深遠影響的原因，是他的思想方式，而非他作為設計家、裝飾家和藝術家的多方面天才。...........莫里斯留下來最持久的紀念物，是一組教人驚嘆的壁紙和織物設計，這些設計在一九八○年代的市場上還買得到。
■這種社會審美觀和工藝、建築、改革的結合極致，是一八九○年代在英國的示範和宣傳推動下橫掃歐洲的新風格。這個風格有各種不同的名稱，其中「新藝術」(art nouveau)一辭最為大家熟悉。這是一種具有審慎革命性、反歷史、反學院，並一再強調其「當代性」的風格。它充分結合了不可或缺的現代科技——其最傑出的不朽代表是巴黎和維也納的大眾運輸車站——和傳統工匠的「寓裝飾於實際」。.........它們是當代特有的自然、青春、成長和律動的比喻。......基本上，新藝術的勝利是藉由家具、室內裝飾圖案以及無數較小的家用物件.....它是最早征服一切的「現代」風格。
■老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在一九一二至一三年抱怨道:「今日大多數的藝術家都採取資本主義觀點，並取完全抗拒當代偉大的自由理想。」而巴黎的前衛藝術家的確是將全副心力都投注在技術的辯論上，不涉足任何思想和社會活動。
■在前衛藝術當中尚有更多矛盾之處。這些矛盾都與維也納分離派格言中所提到的兩件事的本質有關(「給我們的時代以藝術，給藝術以自由」)，或與「現代性」和「真實」的本質有關。「自然」仍舊是創造性藝術的題材。甚至日後被視為純粹抽象派先驅康丁斯基(Vassily Kandinsky, 1866-1944)，在一九一一年時也拒絕與它完全斷絕關係，因為如此一來便只能畫出「像領帶或地毯上」的那種圖案。
■在「科學」或客觀意義上創造「真實」的困難，已經使得印象派這類藝術家，遠遠超越象徵性傳統的視覺語言，不過，事實證明他們並未越出一般常人理解的範圍。它將他們的追隨者進一步帶進秀拉(Seurat,1859-91)的點描法，以及對基本結構而非視覺外表的真實追尋，立體派畫家打著塞尚(Ce‵zanne,1839-1906)的威名，認為他們可以在立體的幾何圖形中看出基本結構。
...在「自然」和「想像」之間，或在作為描繪溝通藝術與作為概念、情感和價值觀的溝通藝術之間，存在著二元性。困難不在於該由它們之中選擇哪一個，因為即使是極端實證主義的「寫實主義者」或「自然主義者」，也不會認為自己是完全不動感情的人類照相機。困難在於被尼采的強銳眼力診斷出來的十九世紀價值觀危機，也就是將概念和價值轉化為創造性藝術的傳統語言(描述性或象徵性)危機。
■由於「實證主義」的部分危機是堅持「真實」不僅是存在、有待發現的，也是一件可藉由觀察家的心靈，去感覺、塑造，甚至創造的事物。這個看法的「弱勢」說法是，真實在客觀上確實存在，但是只能透過那個了解和重建它的個人想法去了解，.........這個看法的「強勢」說法則是，除了創作者本身，以及其以文字、聲音和顏料所傳達的訊號外，真實一無所有。這樣的藝術在溝通上一定會出現極大的困難，而它也必定會趨近唯我論的純主觀主義。
■事實上，十九世紀後期的前衛藝術家，想要用延續舊時代的方法，去創造新時代的藝術。「自然主義」以擴大題材的方法，尤其是將窮人的生活和性包括進去，將文學領域擴大為「真實」的再現。
■藝術一定不能表現那種反映科技經濟的新人類理性?在簡單實用的功能主義與工匠的裝飾快樂之間，難道沒有矛盾嗎(新藝術便是從這種快樂中拓展出錯綜複雜的裝飾)?建築師魯斯(Adolf Loos,1870-1933)宣稱:「裝飾便是罪」，而這句話同樣是由莫里斯和工藝所啟發的。
■絕沒有使人信服的理由足以說明，為什麼革命性科技在建築上的使用，必須伴隨著剝奪裝飾的「功能主義」(尤其，它往往成為反實用的審美)；或者為什麼除了機器之外，任何東西看上去都應該像機器。
■建築上的現代主義運動，並沒有強迫性的「邏輯」。它所傳達的主要是一種情感上的信念:傳統以歷史為根據的視覺藝術語言，對現代世界來說，已不適宜也不夠用。
■當新藝術將裝飾推到極致之後，建築家逐拋棄了裝飾；當音樂沉溺在後華格納時代的偽色覺時，作曲家乃拋棄了音調。長久以來，畫家的困擾是，舊有的畫法不足以再現真實的外在和他們內心的感覺。
■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前衛藝術家，曾在一九○○到一九一○年間的某一個時刻明顯決裂。..........而一九○七年立體主義的誕生不失為一個方便的分水嶺。在一九一四的倒數前幾年，幾乎所有後一九一八年「現代主義」的各種不同特徵，均已出現。...自此以後，前衛派便發現它所前進的方向，是大多數公眾既不願意也不能夠追隨的。
■由於缺乏對審美的先入之見，工業遂能認識到建築的革命性技術和實用風格的經濟價值——它一向如此——而商業也看出前衛派技術在做廣告上相當有效。「現代主義」的評斷標準對於工業設計和機械化大量生產，具有實際上的價值。一九一八年後，商業贊助和工業設計將成為貫通最初與高尚文化前衛藝術有關的各種風格的主要作用力。
■不論是以平民版本藝術工藝方式，還是藉由高科技，平民藝術即將征服世界。這項征服，構成了二十世紀文化的最重要發展。
■在十九世紀晚期的某一個時刻，群眾大量湧向迅速成長中的大城，一方面為通俗戲劇娛樂打開了有利市場，一方面以也在城市當中占領了屬於他們的特殊區域。......因此，傳統的通俗娛樂形式被修改、轉型和專業化，並隨之產生了通俗藝術的原始創作形式。
■在巴黎，這些通俗的成分被塑造成蒙馬特區的助興歌舞和表演文化，這些表演主要是受惠於社會名流、旅客和知識分子。而其最偉大的歸化者——貴族畫家羅德列克——更在其大幅廣告和石版畫中，使這些表演永垂不朽。
■不久之後，電影便會將英國窮人娛樂界的一位人物，轉化為二十世紀上半期最受大家讚賞的藝術家:卓別林(Charlie Chaplin,1889-1977)。
■國際性的音樂革新在十九世紀末開始出現。這些革新的溢出國界和飄洋過海，部分是透過旅遊和音樂舞台的媒介，主要則是藉由公共場合跳交際舞的新風氣。有些只限於在本地流行，如當時正處於黃金時代的那不勒斯民謠(canzone)。另一些具較大擴張力的，則在一九一四年前進入到歐洲上流社會，例如安達魯西亞的佛郎明哥舞(flamenco，一八八○年代以後西班牙的平民知識分子熱切予以採納)，或布宜諾斯艾利斯妓院區的產物——探戈舞曲。
■真正的科技藝術革命是建立在大眾市場的基礎上，此時正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向前推展。這種科技——經濟媒體的其中兩項，當時還不太重要:即「聲音的機械廣播」和報刊。
■一般報刊的內容多半打碎成小而獨立的專欄，以便沒有受過多少教育、也較不願全神貫注的讀者容易閱讀。它那種純視覺上的革新——粗體標題、版面設計、圖文混排，尤其是廣告的刊登——是極富革命性的。立體派畫家認識到這一點，遂將報紙的片段放進它們的畫裡。但是，唯一名副其實在報刊的復興下得以創新的溝通形式恐怕是漫畫，甚至可說是現代連環漫畫的最早形式。
■電影(最後也透過電視和錄影帶)日後將主宰並改變二十世紀的所有藝術。
■有史以來第一次，動作的視覺呈現被從直接的現場表演中解放出來。有史以來第一次，故事、戲劇或壯觀排場，得以從時間、空間和人物的約束中解放出來，更別提從舊日對舞台幻影的限制中解放出來。
■電影的明星制度已經發展出來(一九一二年勒姆利〔Carl Laemmle〕為瑪麗‧畢克馥〔Mary Pickford〕所制定的)。而電影業也已經開始在洛杉磯的山坡上植根，這個地方已逐漸成為它的全球性首都。
■工業化的大眾娛樂引起了二十世紀的藝術革命，而這件事卻與前衛藝術沒有什麼關聯。因為在 一九一四年前，前衛藝術並不是電影的一部分，而它似乎也對電影不感興趣，.....一直到大戰中期，前衛藝術才開始重視這個媒體，而那個時候它已經幾乎成熟。一九一四年以前，典型的前衛藝術表演形式是俄國的芭蕾舞，偉大的經紀人佳吉列夫為這種芭蕾動員了最具革命性和異國情調的作曲家和畫家。
第十章 確定性基蝕:科學
■一個隨後被大多數數學家所遵循的解決辦法，是將數學從它與真實世界的對應之中解放出來，並將它轉化為假定，任何假定，只要它具有嚴格的定義，並且不會自相矛盾。自此以後，數學便斷絕了對任何事物的信任，除了遊戲規則外。.......用羅素的話來說:數學是一門沒有任何人知道它在說什麼的科學，或它所說的話裡面哪些是真的。它的基本原則，是藉著嚴格排除任何訴諸直覺的事物而重新加以明確的表達。
■乙太(Iuminiferous ether)據說是一種充滿宇宙的物質，具有伸縮性、穩固、無法壓縮和無摩擦性等性質。
■蒲朗克的量子論(quantum，一九○○年宣布 )，代表了新物理學的第一項公開突破。然而在他晚年所寫的自傳中，最令人驚奇的卻是它的孤立感、被誤解感和幾乎近於失敗的感覺。這些感覺似乎始終不曾離開他。
■細菌學和免疫學的發展原動力，大部分是來自帝國主義，因為各大帝國提供了征服熱帶疾病的強烈誘因，因為像瘧疾和黃熱症這樣的熱帶疾病，抑制了白人在殖民地區的活動。
■而生物學和意識形態之間的聯繫，在「優生學」和「遺傳學」這門新科學之間的相互作用上尤其明顯，遺傳學大抵在一九○○年左右出現，不久之後(一九○五年)由貝特森(William Bateson)命名。
■極端的優生學家相信，如要改良人類和社會情況，只有對人種做遺傳上的改良:集中全力鼓勵優良的種系(通常認為是資產階級或像「北歐人」〔Nordic〕那種色彩適宜的種族)，而淘汰不喜歡的種系(一般認為是窮人、殖民地人民和不受歡迎的陌生人)。比較不極端的優生學家，則為社會改革、教育和一般環境的改良留下一些餘地。
■使優生學「科學化」的，正是一九○○年後遺傳學的興起。遺傳學似乎表示:環境對於遺傳的影響可以絕對的根除，而大多數或所有的特徵，都是由一個單一的基因所決定，亦即可以用孟德爾學說的方法選育人類。.......諾貝爾獎得主繆勒(H.J.Muller)於一九一八年時宣布:「我從來沒有對抽象觀念的遺傳學感到興趣，我對遺傳學的興趣始終是因為它和人類的基本關係——人的特點，與其自我改進的方法。」
■然而在美國，「社會達爾文主義」卻強調自由競爭，並將它奉為自然的基本定律，認為最適應環境之人(如成功的商人)終將戰勝不適應的人(如窮人)。對於低下種族和民族的征服，或敵對國家之間的交戰，也可以說明乃至保障適者生存的說法。
■生物統計學大師皮爾森，甚至在對生物學發生興趣以前便拒絕接受突變理論，因為他認為「沒有任何一個可永久嘉惠社會任一階級的偉大重建工作，是由革命達成的.......人類進步，像自然一樣，從不躍進。」
■照尼采看來，一八八○年代前衛藝術的頹廢、悲觀和虛無主義，不僅是一種時髦。它們是「我們偉大的價值觀和理想的必然結果。」他主張，是自然科學造成它自己的內部崩潰，塑造出它自己的敵人，一種反科學。十九世紀政治經濟所接受的思想方式，適足以導出極端的懷疑論。這個時代的文化，正受到其自身產物的威脅。
■現代科學乃是一個集中於少數地區的團體。新諾貝爾獎得主的分布，說明了現代科學的主要成就仍然叢集於傳統上科學進步的地區，也就是中歐和西北歐。在最初的七十六名諾貝爾科學獎得主中，除了十名以外，餘皆來自德國、英國、法國、斯堪的那維亞、低地國、奧匈帝國和瑞士。.........事實上，科學團體的地理集中度更高。在所有的諾貝爾獎得主中，百分之六十以上來自德國、英國和法國的科學中心。
■雖然在第一次大戰前幾年，愛因斯坦的理論對絕大多數的外行人來說都是無法了解的，但他卻成為繼達爾文之後，唯一一個其姓名和形象普為世界各地受過教育的外行群眾所熟悉的科學家。
第十一章 理性與社會
■....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回教徒因其共主土耳其蘇丹的失勢而發起的抗英行動，或在「基督國王」的名號下所展開的反墨西哥革命，簡言之，若以全球而論，認為宗教勢力在一九一四年時已比一八七○或一七八○年弱小許多，是很荒謬的想法。
….在資產階級的心臟地帶(雖然也許不包括美國)，不論是作為一種知識上的力量或是民眾之間的影響，傳統宗教都正以空前的速度消退。......城市對宗教虔信的反對態度要比鄉村來得強烈，而大城市又常比小市鎮更嚴重。......「反教權」一辭最初於一八五○年代出現在法國，而自十九世紀中葉起，反教權主義便成為法國中間和左派政治活動的重心，互助會的組織便曾一度為反教權者所控制。
■簡言之，在歐洲的絕大地區，進步和世俗化是攜手並進的。而由於各教會所享有的官方壟斷地位已日漸遭剝奪，於是進步和世俗化遂挺進得更快。在一八七一年以前仍然排除和歧視非英國國教徒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很快便不再是英國國教教士的安全島。雖然一八九一年時牛津各學院的院長大多仍舊是神職人員，但已經沒有任何一個教授仍具有神職人員的身分。
■有許多人依然奉行宗教，而在學者、科學家和哲學家中，更有許多虔誠的信徒，但是他們的宗教信仰卻很少顯露在他們的著作中。
■一個人很可能既是傑出的天文學家又是馬克思革命份子，如潘尼柯克(A. Pannekoek, 1873-1960)。潘氏的專業同事無疑會認為他的政治活動與他的天文學是不相干的，而他的同志也會覺得他的天文學與階級鬥爭沒有關係。然而如果他是一位社會學家，則沒有人會認為他的政治活動和他的理論毫不相干。
■在信仰進步的自由主義全盛時期，似乎絕大多數的社會科學——民族學/人類學、語言學、社會學和若干經濟學的重要學派——和自然科學，都有一個共同研究理論架構，亦即進化論。社會科學的核心研究，是有關人類如何由原始狀態提升到現在的狀態，以及對現代的理性探索。
■實驗心理學影響最深遠的實際後果是一九○五年以後比奈(Binet)在法國創始的智力測驗，因為它發現用顯然具永久性的智力商數來決定一個人智力發展的極限，比決定這個發展的性質、過程，或結果更容易一些。
■一個藉著將個人的有用才幹發揮到最大極限以追求合理目標的善良公民，最後會留下什麼?如果這種追求是奠基在動物般的「直覺」之上(麥克杜爾格〔MacDougall〕)；如果理性只是搖晃於無意識波動潮流上的一葉小舟(佛洛伊德)；甚至如果理性只是一種特殊的意識，而它周圍只有以薄幕相隔，且全然不同的其他潛在意識(詹姆斯)?這些疑問對於文學巨著的讀者、藝術的愛好者，或者好內省的成熟成年人來說，當然是在熟悉不過的。可是，它們要到這個時期，才成為所謂人類精神科學研究的一部分。
■廣告業對心理學的熱中是眾所皆知的，這門行業早已發現不能用理論的方式來賣肥皂。談論廣告心理學的著作，一九○九年以前便已問世。然而，多半係以個人為對象的心理學，不必與一個演變中社會的各種問題糾結不清。變了形的社會學則不然。
■在今天，馬克思往往和涂爾幹及韋伯共同被視為二十世紀社會學的開山祖，但是他的信徒並不很喜歡這種標籤。正如當代一位德國學者所云:「且不說他學說的實際後果，以及其徒眾的組織，即使由科學的觀點來看，馬克思所打下的結，我們也必須花很大的力氣才能解開。」
■像韋伯和涂爾幹這些傑出的思想家，即使他們幾乎都抱持不可知論和無神論的立場，也全神貫注於宗教現象。他們主張所有的社會既不需要宗教，也不需要具有相同功能的事物來維持它們的結構；而且所有的宗教成分都可在澳洲原住民的儀式中找到，澳洲原住民在當時被視為是人類嬰孩時期的殘餘。相反的，在帝國主義的協助及要求下，人類學家得以就近研究的原始野蠻部落，此時已不再被視為是過去演化階段的展示，而被視為具有實際功能的社會制度。
第十二章 走向革命
■一八九九到一九一四年這十五年之所以是「美好的時代」，不僅是因為這些年乃繁榮景氣的年份，對於有錢人來說，生活異常具有吸引力，對於最頂尖的富者來說，更是前所未有的黃金歲月；也是由於絕大多數西方國家的統治者或許會為未來發愁，但不真正害怕現在。他們的社會和政權，大致說來似乎仍罩得住。
■資產階級的世紀，主要是以兩種方式造成其邊緣地區的不穩定:一種方式是逐漸破壞其經濟的古老結構和社會的平衡；另一種方式，是摧毀其固有政權和政治制度的生存能力。
■不安定的政權最好要避免危險的外交政策，可是俄國的專制政府卻一頭栽進去。
■當時人們還無法看出俄國革命會造就一個共產主義政權(世界上第一個)，而且會成為二十世紀世界政治史上的核心事件，正如法國大革命是十九世紀政治史上的核心事件一樣。
第十三章 由和平到戰爭
■在本書寫作之際，歐洲大陸絕大多數七十歲以上的人，在其一生中都至少經歷過兩次大戰的一部分。而除了瑞士人、瑞典人、南部的愛爾蘭人和葡萄牙人以外，所有五十歲以上的歐洲人，都曾至少經歷過一次大戰。即使是那些在一九四五年後出生的人，亦即在歐洲境內戰火不再交織以後出世的人，也幾乎沒有度過世界和平的一日。......如偉大的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云:
戰爭不只包括會戰或作戰行動，它還包括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中，雙方都明白表現出以會戰作為鬥爭手段的意念。
誰能否認這正是一九四五年後的世界大勢呢?
…..自一八一五年以後，還不曾發生過將全歐洲列強一道捲入的戰爭。自一八七一年以後，更不曾有任何一個歐洲強權命令其軍隊向另一個歐洲強權開火。.....巴爾幹向以歐洲火藥庫著稱，而事實上，一九一四年的全球性爆炸也是由此開始。
■一八七○年代，恩格斯已著手分析世界大戰的可能性，而哲學家尼采更以瘋狂但富預言姓的口吻讚揚歐洲逐步軍國主義化，並且預言未來的那場戰爭「將向野蠻人招手，甚至喚起我們的獸性」。
■對於政府和統治者來說，軍隊不僅是攘外安內的武力，也是取得公民效忠，乃至積極熱忱的辦法，........和小學一樣，兵役或許是政府手上最有力的辦法，可藉以灌輸正當的公民行為，至少可將村落的居民轉化為國家(愛國)公民。透過學校和兵役，義大利人就算還不會說標準國語，至少也聽得懂。而軍隊也將義大利麵這種原來是貧窮南方地區的食物，轉化成全義大利的習慣。
■一八九八年在聖彼得堡發表厚達六冊的《未來戰爭的技術、經濟和政治面相》(Technic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spects of the Coming War)的，卻是猶太人資本家布羅赫( Ivan Bloch)。
■..... 附帶一提，甚至非戰鬥性的殺戮也因「電椅」的發明(一八九○)而改變，不過在美國以外的地方，行刑人仍舊堅守古老而歷經考驗的辦法，如絞刑或砍頭。
■諾貝爾和卡內基這兩位認識到是什麼使他們成為炸藥和鋼鐵富豪的資本家，想藉著將其部分財產用於和平目的，以作為補償。
■自一九一四年八月迄今，大家從未停止辯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所用掉的墨水、所製造的紙張、所犧牲的樹木以及忙碌的打字機，比回答歷史上任何其他問題都多，甚至比有關法國大革命的辯論更多。
■對於商業出版品、商人的私人和業務通信，以及銀行業、商業和工業代言人所發表之公開宣言的研究顯示:大多數的商人都認為國際和平對他們有利。事實上，只有當戰爭不會干擾到日常生活時，它才是可以接受的。而年輕的經濟學家凱因斯(當時尚不是經濟學的激進改革者)之所以反對戰爭，不僅因為它將造成許多朋友的喪生，也因為如此來，人們便無法依循根據日常生活慣例而制定的經濟政策。自然，當時也有一些好鬥的經濟擴張主義者，但是，自由派新聞記者安吉爾( Nornan Angell)卻幾乎確切表達了商業的 一般意見:認為戰爭有利於資本，是一種「大錯覺」——一九一二年，他曾以此為名寫了一本書。
■在這個階段，一個「政治強權」若不同時身兼「經濟強國」，是不可思議的。這種轉變可以由美國的興起和帝俄的相對削弱得到說明。
結語
■甚至當二十世紀的進步已絕對無可否認，還是有人預測未來不會是一個持續上升的時代，而是可能、甚或馬上就會大禍臨頭:另一個更致命的世界大戰、生態學的災禍、可能毀滅環境的科技勝利，乃至眼前的噩夢所可能造成的任何事故。
■我們之所以特別把凱因斯挑出來討論，是因為他有系統的地提出了一套日後在思想和政治上最具影響力的主張，說明資本社會如想要生存，就必須把整體的經濟發展交由資本主義國家控制、管理、乃至於計畫，如有必要，還得將自己轉化為混合式的公/私經濟。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之後的一百年，他們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結局的預言似乎已經兌現。但是，儘管他們的信徒已經統一了世上三分之一的人類，他們所預言的無產階級將推翻資本主義一事，卻未實現。
■西方的女權運動在一九六○年代可能已進入一個嶄新而旺盛的階段，其原因或可歸功於婦女(尤其是已婚婦女)大量從事家庭以外的有給職務。
■沒有任何一個世紀像十九世紀那樣，男男女女都對今生抱有那麼崇高、那麼理想主義的期待:天下太平:由單一語言構築的世界文化；不僅追求、同時也可解答宇宙大多數基本問題的科學；將婦女從其過去的歷史中解放出來；藉由工人的解放進而解放人類；性解放；富足的社會；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世界。
■就算我們不再能相信歷史所承諾的美好未來，我們也不必認定歷史必然走向錯誤。歷史只提出選題，卻不對我們的選擇預做評估。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將是一個比較美好的世界，此中證據確在，不容人所忽略。如果世人能夠避免自我毀滅的愚行，這個成就獲得實現的百分比將甚高。
內容簡介:(博客來)
十九世紀，一個以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為主軸的世紀，一個改造世界的世紀。於革命煙硝中誕生，在資本積累上茁壯，隨帝國擴張而臻於顛峰、乍然崩解。
帝國的年代是一則寫滿矛盾的擴張／死亡故事，無與倫比的和平造就出無與倫比的戰爭。無限進步的希望隱藏著日漸不安的恐懼，不費吹灰的征服孕育了無力招架的毀滅，它似乎永遠斷裂了過去，卻又直接聯繫著現在，我們已不在其中，但不知它還有多少在我們裡面。
當一撮先進國家操刀瓜分落後世界之際，經濟排檔由自由競爭小企業轉換到保護主義大集團，政治動力由中產菁英下移到動員群眾，工人運動從經濟最興隆處迸發，資產階級從財富最頂端上跌落，民族主義揮舞著國旗向右走去，新女性掙出黑暗現身歷史，大眾藝術完成了前衛人士志在促成的文化革命，科學革命瓦解了確定穩固的宇宙真理。古帝國掀起革命巨浪，新帝國籠罩戰爭陰霾。
一九一四年，一場早已預見卻無力阻止的世界大戰，帶來了極端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