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一切都在變化,「存在」不是一個狀態,而是「流變」的過程。

 

任何一形式的文化表現與藝術創作等,其創作者的背景、經歷與其所處的時代與社會的氛圍及內容,是與其創作思維脫不了干係,而對其思維的呈現、表現,乃至於再現的創作方法,更是無窮無盡的孤獨與掙扎,且將進入無止盡的批判——這是在欣賞與觀看這些表現與創作時,都須盡可能地去認識與爬梳的,方更能體認其意與美,或無限影響。

卡繆這本《反抗者》創作更是如此,在無對他及其所處的時代、旁引的人物、事件有所認識時,看本書將是艱澀,且延伸閱讀更將是加倍。

 

卡繆生於一九一三年,歿於一九六○年.......本書寫於一九五一年..

可從卡繆的生命歷程中,不難窺看出他是生長於一、二次世界大戰間,也參加了反德國法西斯的地下活動,...在他生成於戰爭、暴力、血腥、價值低貶的時代中,流變於各反抗、改革、革命、虛無、浪漫、..的思潮裡——在這滲著血汙的泥濘土地裡,在充滿暴力、恐懼的氣息中,那反抗的花朵生孕而成——卻是孤挺!

 

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反抗詩歌,不停搖擺在兩個極端之間:文學和權力意志、無理性和理性、絕望的夢想和無情的行動:

《反抗者》必須從卡繆對他自己整體作品的評述脈絡來看:

一是「荒謬」式的如:小說《異鄉人》、文集《薛西佛斯的神話》、劇本《卡里古拉》、《誤會》,構成一個荒謬的循環。

另一個是「反抗」式的如:小說《鼠疫》、劇本《戒嚴》、《正直的人》、文集《反抗者》,則構成了反抗的循環。

《反抗者》一書(是其上述創作年代最晚的一本),經過荒謬的循環再透過小說、劇本的淬鍊而成的思想之作。

這個思想之作,當是卡謬的所思所想,是其感其悟,也成就了旁引對比、批判論述、另一個出口、另一個視界...的影響。

 

卡繆從1932年起即發表作品,1942年因發表《異鄉人》(又譯為《局外人》)而成名。他的小說《鼠疫》(1947)得到一致好評,但是《反抗者》(1951)一書由於宣揚「純粹的反抗」,即反對革命暴力而導致了他和薩特等左派知識分子的決裂。

 

我曾看過卡繆的創作有:《異鄉人》與《鼠疫》,本書《反抗者》花了我較多的閱讀時間,全書共317頁,然注釋就有518個,可想而知!終究給了自己再次整理、迴溯、扒梳及延伸閱讀回憶,以另一個視角去觀看那個年代的思想齊放——在這人類最苦難的年代裡。

 

反抗是人類文明最重要的要素,它是在每個心靈裡自然生成流變,不論在哪兒它都存在,沒有它就沒了創造,沒有它就沒了演進——將它列為動力,驅使著一切進步與和平。

 

「或許每個世代內心懷抱著改造世界,我的世代知道在這個世代是無法做到,而他的任務或許更大,在於阻止這個世界的崩解。」——卡繆(一九五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演說)

《反抗者》的出版,也是當時法國文化界的歷史事件,起因於沙特創辦的《現代》雜誌對這本書的批評,以及卡繆、沙特彼此攻擊性的回應,讓他們的友誼出現了裂痕,.....沙特贊成蘇聯的共產主義思想;卡繆則揭露蘇聯的殘酷性。卡繆不從偉大的革命目的去談,而是從人的存在處境以及歷史的角度,並以非暴力的精神去深化反抗的意義。

....在反抗中,人將自己置身於自我覺醒當中。這就是為什麼一個反抗者,不僅是一個說「不」的人,同時也是對自己捍衛的價值說「是」的人。反抗看似拒絕現實的合理性,但並不放棄反抗背後的價值,因此,在反抗的否定中,帶著對價值的肯定,而對其捍衛的價值肯定地說「是」。

卡繆強調並非所有價值會導致帶來反抗,但是所有反抗都會帶來價值。......卡繆借用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的名句,轉化為一種更具有實踐性的格言——「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對卡繆而言,反抗必須拒絕手段之惡,目的的崇高,只能藉手段來檢驗。不是反抗本身就是高貴的,而是反抗所要求的事情:反抗者檢視著手段的正當性,不會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反抗者在拒絕的荒謬的同時,無時無刻不在追求著意義,不是因為自由所以反抗,而是透過反抗,才能擺脫奴役而帶來真正的自由;不是由於希望才要反抗,而是透過反抗,才能在絕望中帶來希望。

世界上存在著衝動的犯罪與理性的犯罪,其間的差異不易界定,刑法根據預謀與否來區分,相當方便。....哲學論調無所不能,甚至能把殺人犯變成法官。

本書只是想再一次正視目前的現實情況——理性犯罪,並找出其確切根由,以便理解我們的時代。

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後幾個月,德國發生規模自殺潮,因希特勒已呈敗象,「信徒們」視為世界末日,一九四五年四月,德國戰敗,希特勒在地下掩體中自殺。

荒謬的內涵本來就矛盾,它排除所有價值評斷,卻又要維持生命,然而活著本身是就是一種價值判斷。呼吸,就是判斷。說生命是不斷的選擇,絕對是錯的;但是一個沒有任何選擇的生命,也是無法想像的。

尼采說:「只想推翻而不自我創造的那些人,是我的敵人。」

歌吟「美麗的罪惡在街上泥濘裡尖叫呻吟」的韓波,遠至哈拉爾(衣索匹亞),抱怨在那裡無家人的單調生活,生命對他來說,成為「眾人共謀的一個惡作劇」。但是,在死前,他對妹妹大喊:「我將下到地底,而妳,妳將在陽光下前行!

荒謬的感覺只是諸多其他感覺之一:兩次大戰期間,這麼多的思想和行動都沾染它的色彩,這證明它的力量和正當性,但是感覺儘管強烈,不足以使之放諸四海。

...因此在荒謬的經驗裡,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無法駁斥的事實,就是反抗。

卡繆所稱「形而上的反抗」,是以個體出發,而對命定、神等種種的根本反抗;「歷史的反抗」則是人面對當時所經歷的(政治、社會、思潮等等)做的反抗。

何謂反抗者?一個說「不」的人。

它表達的可能是「這種情況持續太久了」、「到目前為止還可以接受,再超過就不行了」、「您太過分了」以及「有一個界限是不能超過的」。總之,這個「不」證實了有個界限存在。.....反抗行動建立在一個斷然拒絕上,拒絕一種被認定無法忍受的過分,同時也建立在一個信念上,相信自己擁有某種模糊的正當權力。

並非所有的價值都會引發反抗行動,但所有的反抗行動都默默援引自某種價值。

反抗行動引發意識的覺醒:突然強烈意識到,就算只是在一段時間內,人身上有某種東西足以讓自己認同,在此之前他從未真正感受到這種認同。......意識隨著反抗甦醒了。

反抗並不一定只出現在受壓迫者身上,也可能目睹他人受到壓迫,在這種情況下產生認同,起身反抗。.....有可能自己之前也受到相同侵犯的時候並沒有反抗,卻無法忍受看到同樣的侵犯施加在別人身上。

....憤恨永遠是先憤恨自己。反抗者卻相反,在最初的行動中,他拒絕人們觸及到他個人,為自己完整的人格奮戰,並不先去征服,而是要人接受。

盧梭(1712-1778),啟蒙時代瑞士哲學家。認為人性本善,教育須師法大自然,所著《愛彌兒》(′Emile) 一書就是宣揚這樣的教育方法。

反抗乍看下是負面的,因為它不創造任何東西,但其實深層來說是積極的,因為它揭示了人身上自始自終要捍衛的東西。

由神主宰的世界裡,不存在反抗,因為人們根本沒有真正爭論的議題,所有答案都一次交代清楚了。神話取代形而上的思想,疑問不存在存在,存在的只是永遠不變的答案與詮釋,這些答案與詮釋倒可能是形而上的。然而,人進入神的世界之前或當他走出來之後,才有疑問和反抗。

形而上的反抗,是人起而對抗自身情況與人類全體情況的行動,之所以形而上,是因為它對人的最終目的與創造提出質疑。奴隸反抗自身境況裡所受到的對待;形而上的反抗則是反對作為一個人受到的對待。造反的奴隸肯定心中有某種東西無法接受主子的對待:形而上的反抗者則表達對一切的失望。

對於盧克萊修來說,「虔誠」無疑是「能夠以一種不受任何擾亂的精神觀看一切」,然而,這種精神卻因為人所遭受的不平而被擾亂。

布萊克指出「彌爾頓描述天使和上帝時顯得縛手縛腳,提到惡魔和地獄時淋漓精采,那是因為他是個真正的詩人,屬於惡魔那一方而不自知。」

「彌爾頓筆下的撒旦道德比上帝高出很多,就像一個維護敵手處境的人,比起一個為確保勝利不惜對敵手發動恐怖報復的人,高尚很多。」赫爾曼·梅爾維爾。

......但是浪漫主義起源時,挑戰的首先是道德和神性的規範;因此它最原始的面目並非革命者,而是——以邏輯來說——是浪蕩子。

對浪蕩子來說,孤獨一人就成了什麼也不是;浪漫主義談論孤獨如此精采出色,正因為孤獨是他們真正的痛苦,難以忍受。

浪漫主義反抗者禮讚個人與惡,他並不是為大眾發言,只是為自己表態。

浪漫主義反抗者以恨為原則和上帝決裂,伊凡(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一書中人物)以愛為原則明白拒絕神秘無解的命運,也就是上帝。......即使上帝存在,即使神秘之下是真理,即使佐西馬長老說的有理,伊凡也無法接受這個以惡、苦難、死亡強加在無辜者身上的真理,體現了拒絕救贖。

生成流變(Le devenir)是尼采哲學中重要的一個詞彙,表示一切都在變化,「存在」不是一個狀態,而是「流變」的過程。上帝不會要什麼,因為一切都美好,如果還要什麼,就是下到凡間,必須經歷種種痛苦、面臨不合理、不合邏輯的情況。

尼采公開忌妒司湯達爾說了那句名言:「上帝唯一可做的辯白,就是說他並不存在」。

尼采把傳統上虛無主義的價值的絆腳石逆轉而成虛無主義的利器:首要就是道德。

尼采在著作《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裡寫,有的人太晚死,有的人太早死,應該教導人「死的是時候」,自願的死對尼采來說是件快樂的事。

基督教自認與虛無主義對抗,因為它指引一個方向,其實它自身才是虛無主義,強行賦予生命一個想像的意義,反而阻礙人去發現生命真正的意義.....

最痛苦最揪心的一個問題,是心靈在問:何處我能感覺安寧?

唯有在一個清楚界定什麼可以什麼不可以的世界,才會有自由。沒有法則,就不會有自由。倘若人的命運沒有一個高超價值引導,倘若一切都付之偶然,那就是在黑暗中前行,盲目可怖的自由。

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反抗詩歌,不停搖擺在兩個極端之間:文學和權力意志、無理性和理性、絕望的夢想和無情的行動。

馬爾多羅想到以神作為敵手而慌亂,以身為大惡人的巨大孤獨而迷醉(「我隻身一人對抗整個人類」),對抗整個世界和造物主。《馬爾多羅之歌》頌讚「罪惡的神聖」,提出一連串愈來愈多「光榮的罪行」....

浪漫主義者精心維持著人的孤獨與神的漠視之間必然的對立,文學都是以孤立的城堡或是浪蕩子來呈現這種孤獨。

巴斯卡批評宗教,曾說「如果您要信神,就讓自己變得像動物般愚蠢吧」。

反抗有它的浪蕩子和僕役,卻不是它的合法兒子。

絕對的反抗、全然的不屈服、打破所有規範、崇尚荒謬,超現實主義最早期的企圖可定位為反對一切,永遠不妥協。它對一切確定的事物的否定態度是明確的、斷然的、挑釁的。「我們是反抗的專家」根據阿拉貢所言,超現實主義是顛覆思想的機器,剛開始是在「達達主義」——我們不可忘記達達主義的根源來自浪漫主義和已失血貧瘠的浪蕩主義。

共產主義者因研讀馬克思主義而投入革命運動的屈指可數,通常人們是先入了教材開始讀《聖經》和《使徒傳》。

這種奧古斯丁學說和馬基亞維利主義的混合,的確是二十世紀革命的特點,也大膽描述當代的虛無主義。

奧古斯丁學說可詮釋為悲觀思想,認為人永遠無法洗清原罪,馬基亞維利主義則提出現實主義的強權政治,以粗暴高壓手段治國。

反革命者利用生存的悲劇拒絕革命,也就是要維持歷史現況;馬克思主義者利用生存的悲劇鼓動革命,要創造另一個歷史局勢;兩者都利用人類的悲劇為他們的實用主義目的效勞。

超現實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決裂很容易理解,後者要求非理性的服從,前者卻堅決到死捍衛非理性;馬克思主義欲達到全體性(totalit′e),超現實主義則和所有的精神活動一樣,尋求一致性(unit′e)

超現實主義還缺少一個方針,它既不是政治也不是宗教,或許只是一個不可能實踐的智慧,但這也證明了世界上沒有輕易可達的智慧。

西方歷史中,西元四七六年羅馬帝國滅亡,古代結束,中古世紀開始。

十九世紀是反抗的世紀,因而進入正義與道德、人人自覺有罪的二十世紀。

革命精神捍衛著不肯屈服的人,想讓人來主宰他的時代。拒絕了上帝,按照似乎無可避免的邏輯,他選擇了歷史。

就理論上說,革命這個詞保留了它在天文學上的含義,代表一個週而復始的環形運動,一個政體完全移轉到另一個政體。財政制度改變但政體不變,這不是革命而是政策改革;任何經濟革命,不管透過激烈或和平方式,必然也是政治革命。

革命是將思想注入歷史經驗中,而反抗只是由個人經驗出發走向思想的運動

革命則是試著以思想引領行動,以理論塑造世界。這也是為什麼反抗會殺死一些人,而革命會同時摧毀人與原則。

革命原是天文學上一個術語,早出現在哥白尼的著作中,指有規律、週而復始的天體週期運動。

人類歷史早已呈現相當於最早的反抗行動,就是奴隸反抗運動。

一七八九年是進入現代世界的樞紐,因為當時人們想要推翻君權神授的原則,將幾個世紀以來思想上的鬥爭落實在否決與反抗的歷史上。

人不是生下來擁有不變的本質,不是一個已完成的創造物,而是要開始一段摸索歷程,部分算是自己的創造者。....在拿破崙之前,人發現了宇宙的空間,拿破崙之後,人發現了世界與未來的時間。反抗思想也將因此發生深度的轉變。

唯有在社會裡,我們才獲得一個高於動物價值的人性價值。

動物的最高價值就是保全生命,意識應該要超越這個本能,才能得到人性價值。

費爾巴哈(馬克思視他為大師,將自己視為帶著批判眼光的門生)在《基督教本質》一書中,以人和物種的宗教代替一切神學,......「上帝的奧秘只是人對自身的愛的奧秘」一個新的、怪異的先知預言因此隱隱響起。「個體取代了信仰,理性取代了聖經,政治取代了宗教和教會,地取代了天,勞動取代了禱告,苦難取代了地獄,人取代了耶穌。」現在就只有一個地獄,那就是這個世界:因此要向這個世界鬥爭。

「人對人來說是狼」,變成了「人對人來說是神」,這個思想開啟了當代世界。隨著費爾巴哈,人們見識到一種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的誕生,直到今日仍盛行。

當霍亂帶走了耶拿戰役中滿載榮耀的哲學家時,一切都已為即將發生的事佈署完美。天空已空蕩無神,大地被無原則的強權控制,選擇殺人和選擇奴役的人們,以一個已脫離真理的反抗為名義,輪番佔據了舞台。

虛無主義這個詞的定義,是來自屠格涅夫的小說《父與子》,書中主人翁巴札洛夫就是這類人的寫照。

審判中英國檢察官提出「從《我的奮鬥》開始,道路直接通到瑪伊達內克的毒氣室」,他切中了審判的真正主題,就是西方虛無主義應負的歷史責任,但也是紐倫堡審判中唯一未被真正討論過的議題。原因很明顯,不可能在審判中宣布一個文明是有罪的,只能審判那些搞得世界翻天覆地的行動。

馬克思同時是資產階級的啟示者和革命人士的啟示者,後者較為人知,但前者解釋了後者前因後果許多事情。歷史和科學的「救世主降臨說」影響了他的「革命救世主降臨說」,他這學說取材於德國意識形態和法國的起義。

奧古斯特‧孔德,法國哲學家、實證主義者、社會學的創始人,認為人類思想發展的過程有三個階段:宗教神學階段、哲學階段、現代科學階段。

他學說中基本內容,則是取自資產主義和工業革命的經濟學家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提出這些比對,目的只是要指出,馬克思並非像我們這時代脫韁的馬克思主義者希望的那樣,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相反地,馬克思和很多凡人一樣:在成為先驅之前,繼承了前人思想。

對馬克思來說,人只不過是歷史,尤其是生產模式的歷史。他認為人之所以有別於動物,在於人能生產存活之所需;倘若人不吃飯、不穿衣、不遮風避雨,就不再存在。這個生存所需是人首要決定,這個階段人所想的就是如此簡單,和生存需求直接相關。

我們知道馬克思的構圖,他繼亞當‧斯密和李嘉圖之後,以生產商品所需的勞動量來估算商品的價值。無產階級勞動者出賣的勞力也是商品,也是以生產所需的勞動量多寡來計算。......一天十二個鐘頭的工時,如果一半時間就足以換得生存所需,那另外一半工時就等於沒獲得報酬,就是剩餘價值,就是資本家的利潤。

然而,共產主義要不無法終結衝突與痛苦的歷史:人們看不出那為何要付出那麼多努力和犧牲;要不它可以終結這段歷史:我們能想像的往後的歷史,就是朝向這完美社會的進程。

傳統的人際關係被改造了,......人與人之間的對話被政治宣傳或論戰所取代,這兩種都是獨白;鬥力與計算世界裡一貫的抽象,代替了有血有肉、非理性的真正熱情;配給票代替了麵包,愛與友誼聽命於學說,命運臣服於計畫,懲罰被稱作標準,生產取代了生動的創造,這相當確切描述了這被權力支配下奄奄一息的歐洲,不滿行屍走肉的人民。

馬克思再揚棄基督教的世界裡,重新引入罪與罰,但這次不是面對神祇,是面對歷史。從某個觀點來說,馬克思主義是針對人的罪惡和歷史的純真的學說;當遠離權力時,它反映在歷史上就是革命的暴力,當位居權力頂峰時,它可能成為合法的暴力,也就是恐怖手段與審判。

聖西蒙派要求「對社會有用」的藝術,「藝術為進步」成為整個十九世紀的共識,雨果也重談此調,但並未讓人信服。...

俄國虛無主義者也是這個態度,皮薩列夫聲稱為了實用主義,可以犧牲美學價值,「我寧願做個俄國鞋匠,也不願做俄國的拉斐爾。」一雙靴子對他來說比莎士比亞來得有用。

我們這時代的藝術家,和十九世紀俄國悔悟的青年貴族很像,他們的良心不安使他們獲得了原諒;然而,藝術家面對自己的藝術作品,最無意義的一件是就是懊悔。雖然藝術家在美之前應表現謙卑,但想把美也推到歷史終結之後,以至於在歷史終結之前,剝奪其他所有人——包括鞋匠在內——他自己曾享用的藝術精神糧食,則是過度之舉。

雕塑不不排斥相像,甚至相反他需要相像,但是這不是他的首要追求,在雕塑興盛的時代,它追求的是姿態、表情和空泛的眼神能夠概括世上所有姿態和所有眼神。它的用意不在模仿,而是創造風格,以意味深長的表現凝住身體剎那間的動作和變化無窮的姿態。

梵谷令人讚嘆的喟嘆,也正是所有藝術家驕傲而絕望的吶喊:「在生命和畫作中,我可以不需要上帝,但痛苦的我無法掙脫那個比我更強大的東西,它是我的生命——創造力量。」

偉大的文學所作的努力就是創造自成獨立的宇宙或完整的典型。西方的偉大創作並不侷限於對日常生活的描寫,而是不斷刻畫激動人心的偉大形象,奮力去追尋它們。

旁觀者只看到這些生命一連串起伏的亮點,卻未意識到折磨這些生命的細微末節。我們針對這些生命進行藝術創作,以最基本的方式將之化為小說, ….

人的一切努力其實都服從這個不理性的渴求,給予生命它所欠缺之形式的渴求。這個渴求或許引領到對天上神祇的膜拜,或許引領到摧毀人類,也或許導向小說創作,由小說承載這種嚴肅性。

小說是什麼呢?可不就是一個行動在其內找到它的形式的宇宙嗎,.....小說世界只不過是按照人深沉的渴望,對我們這個世界的修正版,兩者是同一個世界。

小說為生命量身製造一個命運,因而它與造化互別苗頭,也暫時戰勝死亡。對最著名的小說詳細剖析,應會顯示出以各種不同角度視野來看,小說的本質就是藝術家以本身經驗為底,永遠朝向同一個方向不斷修正。

藝術家通過對現實的改造修正,表明了他對現實的拒絕,但是他在創作世界中保留下現實,表明他至少接受和贊同一部分真實,他將這一部分從變化流轉的陰影中汲取出來,帶到創作的光明裡。

創作就如同文明:處在介於形式與材料、生成流變與思考精神、歷史與價值之間不斷的拉扯張力之間。

藝術是將不可能的苛求以一種形式表達出來,唯有當最撕裂人心的吶喊,找到它最堅定有力的語言,反抗的真正訴求才能被滿足,並從這個信念中汲取創造的力量。........猶如真正的古典主義只不過是克制有方的浪漫主義,天才是一個創造了自身標準的反抗,這就是為什麼——與今日眾人所言相反——在否定和純粹絕望之中不會有天才。

.偉大的風格不是一個單純的形式上的高貴,光想追求偉大風格而犧牲真實,就不會是偉大風格,它不再創新,只是模仿,如同一切學院派一樣;真正的創造,以其方式來說,是革命。風格化概括了人干預真實的企圖,以及藝術家在反映真實時做的修正,它的意義深長,卻又不落痕跡,如此,使藝術誕生的訴求才能顯露最大的張力。.......福婁拜說:「在藝術裡,不必怕誇張。」但又加了一句:誇張「應是連續性,與自身成比例的。」

在藝術層面上,反抗唯有經由真正的創造才能完成,才能持續存在,而非經由批評或評論。

二十世紀的革命因不知限度和其征服的目的,恣意分隔了這兩個不可分的概念。絕對的自由會罔顧正義,絕對的正義會否定自由,這兩個概念若想有成效,必須在彼此間找到各自的界限。

 

內容簡介:(博客來)

良心與反抗,是當代台灣社會最缺乏的、最被重層複雜體制綁架的人道價值與思辨,卡繆給了我們文學、思潮與歷史行動上的辯證與總結。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最重要的良心之作,空缺數十年的臺灣終於有了由法文全文譯註出版。

人們有權享有的幸福,靠反抗才能獲得;
轉身反抗不公不義,你才由奴隸變成自己!

「在荒謬經驗中,痛苦是個體的;

一旦產生反抗,痛苦就是集體的,是大家共同承擔的遭遇。
反抗,讓人擺脫孤獨狀態,奠定人類首要價值的共通點。
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卡繆


卡繆常被認為是提倡荒謬思想的大師,但這種簡化的描述只搆得到卡繆的創作初期。這位成長於兩次世界大戰間的文學大師,面對世界劇烈變動的景況,無可避免地去探究為何文明的發展卻帶來了巨大的破壞。他的作品《異鄉人》及《薛西弗斯的神話》思索個人面對生命的處境,因理想和現實的落差造成了荒謬感,以及個人如何面對這種荒謬。對人世充滿熱情的卡繆並不滿足於此階段的答案,他接著更進一步去討論,從個人進到與他人的關係、人類群體社會時,該又如何面對群體生命的挑戰,是更入世、更社會性的思考。

《反抗者》是卡繆處理個人與社會群體關係的重要著作,思考著種種人類社會巨大的難題:

人要脫離被奴役的身分,便必須反抗,被逼迫到一條界線時,要站出來說「不」。
如果為了反抗不義,是不是可以用盡任何手段?
若為了遠大的目標,是不是就該犧牲一切,即使是必須殺人?
反抗與革命之後,如果建立起來的社會又形成另一種壓迫專橫,該如何解決這難題?
這是卡繆處理對二十世紀巨大的法西斯政權和共產主義專政的思索,特別是後者一度被認為是人類未來社會的希望,在卡繆的時代許多思想家都熱烈擁護,但現實卻證明其墮落,如同卡繆所說的陷入虛無主義的毀滅。而從二十世紀後半的冷戰到今日,人類社會的挑戰還是籠罩在卡繆的這個思辨裡,只是當下盤據人類社會上空的權力幽靈,從政治權力轉為力量更加綿密無孔不入的經濟政治綜合體,帝國的勢力無時無刻地影響我們的生活。從專制體制紓解出來不久的人們,脫離了政治力的箝制,卻又面對了更嚴峻的考驗。
為此,思索反抗對當代的我們更形重要,如何反抗但卻不致於形成全面毀滅的虛無,或者避免反抗之後卻建立起另一座牢籠。
卡繆的推敲是我們不可或缺的永恆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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