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橫生的時光
權力未必會讓單獨的個人腐化，但權力本身的腐化則令人難以抗拒。
在我看本書之前，我已看過作者(霍布斯邦)一生著作中的六本大作。所以當我一眼看到本書書名中的「趣味橫生」既解讀為作者的「黑色幽默」或「自我調侃」，在全書的英文主標題(Interesting Times)亦如譯者所說另有——「暗藏玄機」、「詛咒」，我認為譯者所說的是一個深層的恰當——本書給了閱讀者:隱含隱喻、正思反思、左推右敲，或許本書以已逝的歷史，影射人類是否再新或者湮滅!
作者在本書序言說道——
….這本書或許還有其他值得被閱讀的理由。我的人生經歷幾乎涵蓋了人類歷史上最奇特，也最可怕的世紀。(霍布斯邦1917-2012)
本書是《極端年代》(1914-1991)之對照:..........套用馬克思的用語來說，「人類創造自己的生活，但是他們無法隨心所欲創造人生，也無法按照自己選擇的環境來創造人生，只能依據直接遭遇到的、源自過去並延伸至今的環境來創造人生。」
….透過一段不可能發生於其他世紀的個人人生旅程，來認識世界史上最特殊的一個世紀。(或許可先透過網絡去了解一下作者的生平)
霍布斯邦的《極端年代》我已閱讀(http://blog.xuite.net/miccjp/bottle/454601116)，如今也看完本書，兩書對照總有些——
◎私人生活下的大環境，大環境下的私人生活。
◎人在歷史中，歷史中的人。
◎人創造歷史，歷史改變了人。
◎人類史就是這麼走，一個好似有軌跡的接續，過去歷史的軌跡已然鋪設，但就是不知人類將通往何處。
◎霍布斯邦述說極端年代(1914-1991)，他(1917-2012)活在極端年代。
◎他的人生與二十世紀接軌，歷史的軌跡帶他來到二十一世紀。
◎是他寫歷史，還是歷史寫他。
歷史中有的是事件、變動(遷)、世俗、文化、藝術、科學...可能是一個單一範圍，可能一個國家，可能是一個地域，可能是全球，而單一人呢(如本書，是傳記是自傳也罷)?有的是經歷、是遊歷、是命運、是宿命、是環境.....是際遇，是歷史中人在歷史上織錦——就看本書霍布斯邦的一針一線(1917-2002)。
一個已經高齡八十有五(二○○二年寫作此書)的老先生的一針一線，述說著...當時我正準備長大，而她(母親)正準備邁向死亡。於是一個流離失所的孩子在失根的生活中，走上了另一段迷航之旅....這本自傳結束於世界史上一個無可否認的戲劇性段落，那就是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世界貿易中心和五角大廈遭受攻擊。我隨著說故事的人進入他的世界，來到二十一世紀。
這本書的重要之一，與其說歷史是一種解釋是世界的方法，倒不如說它是提供集體發現自我的工具，或最佳的講法為:它是一種贏得集體認同的途徑。
之前曾閱讀過，布赫迪厄的《防火牆: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一書，總有一些似曾相識的關注、觀點與論述，或許是「英雄所見略同」吧!在本書看到——他原來和霍布斯邦是好友!
在本書尾聲中，霍布斯邦說:
…....
…..我目睹了一些世界強權(奧匈帝國和蘇聯)如何裂解成林的小國，還看見一個有意延續千年之久的德意志帝國(納粹帝國)，以及一個打算永遠存在下去的革命勢力(國際共產革命運動)如何走上末路。我大概沒辦法經歷到「美國世紀」的終結了，但我可以篤定定地跟人打賭，本書的某些讀者將會親眼看見此事發生。
…....
對年齡與我相仿的人來說，生活於二十世紀意謂參加過無與倫比的課程，領教了真正的歷史衝擊力。
…..
但不管怎麼樣，我們千萬別繳械投降，即便在時機不利的年代也不例外。社會不公不義仍有待我們加以譴責與打擊。世界可不會自動自發變得更好。
看完本書，心中多了一個「霍布斯邦式」的感悟，好似只有論語‧泰伯章中「:....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能道盡一切。
■在我們所處的年代，就連坐計程車都彷佛是鋪張浪費的行為，必須有特別理由才說得過去，即便家境相當寬裕者也不例外。
■童年時期的我卻不大留意周遭現實環境，而且我不把大人們當成實際生活的一部分，除非他們的活動和興趣剛好與我出現重疊之處。
■在最佳情況下，代溝的雙方仍可以接受另一方的所作所為，於是出現了「就跟小孩一樣」或者「那是大人才做的事情」之類的講法。
■威瑪共和國至此已經名存實亡，只剩下為它舉辦葬禮的方式還有待商榷。然而在總統、軍方、反動勢力和希特勒(他堅持要總理職位，否則一切免談)達成協議之前，威瑪共和國的遺體遲遲無法下葬。
■爵士音樂就在此情況下，把無關乎言語、不提出質疑的自然情感，帶入了一個原本幾乎完全被言語和智力活動所壟斷的生活世界。
■「唯物辯證主義」縱使並非「適用於一切事物的理論」，至少也提供了「一切事物的架構」；它將無機與有機的自然界，與人類集體或個人的事務連接起來，並在一個持續變遷的世界中，指點出個種互動關係的本質。
■一九○八年時，康福德那位古典學家曾在一本名叫《學院微觀宇宙研究誌》的諷刺小冊中，生動描繪了劍橋對政府理論與政府實務所做出的重大貢獻，那就是「時機未成熟原則」——不論有人提議該做什麼，時機都尚未成熟。這種原則另外搭配上「順勢而為」的原則以後，更是沛然莫之能禦。
■我的朋友安東尼歐‧波利托曾對那個世紀做出了最傳神的說明:「二十世紀最巨大的惡魔之一，就是政治狂熱。」共產主義即為其中典型的表徵。
■權力未必會讓單獨的個人腐化，但權力本身的腐化則令人難以抗拒。
■馬克思與恩格斯採取了聰明的做法，未曾具體描繪出共產主義究竟是何模樣。不過他們針對共產社會下的個人生活所做的少許說明，現在似乎大多已成為事實——但那是在沒有共產主義的情況下。
■與其要我在八十幾歲的時候解釋，當初是什麼原因使得我們變成了共產黨員，倒不如讓我引用一九五六危機之後不久所寫下的一段文字，而當時的我比較接近自己年輕時的信念。我寫道:縱使是最老於世故的革命志士，也認同那種烏托邦主義或「不可能主義」。「這甚至使得現代革命家於體認一項事實之後也感覺到切身之痛，那就是社會主義的來臨並無法撫平所有的煩惱和悲痛、不快樂的愛情關係或哀傷，也無法解決所有的問題或者讓問題變得可以解決。」而我的觀察結論是:「各種革命運動......看來彷彿證明了，幾乎沒有任何改變會發生革命本身的範圍之外。」
■起初我還沒有遇見集中營的生還者，例如來自布痕瓦德爾和奧許維茲茨的人。那些生還者當中後來有人成為我的同行與朋友，他們表面上看不出過去歷史所留下的痕跡，過了很久以後甚至願意針對那段日子表示:多活下來的每一天都是用別人的死亡所換取的。
■沒有任何事情比得上授課前的準備工作，更能夠讓學術人員進行自我教育了。
■如果我們對左翼青年發揮的影響仍可維持不墜，那是由於我們的左派過去、我們現在的馬克思主義，或者我們所投身的激進學術，都給了我們今日俗稱的「街頭信譽」。此外那也因為我們將重要的事物做為寫作對象，而他們喜歡我們寫出來的東西。
….....其原因是他們唯有藉著刻意把「一個落敗的神明」貶為撒旦，才有辦法不再繼續侍奉祂。那樣的人物在冷戰時期比比皆是。
■克拉夫固然以專業建築師的身分為傲，但就某方面而言，他也在自己創造出來的天地裡面成為無路可逃的犧牲者。
■山腰地帶逐漸遭人放棄，百姓已紛紛遷居平地，住進了配備中央暖氣系統的國民住宅。現在甚至連金錢也進一步撕裂各個群體——因為從前使用威爾語的社區內，財富並不具決定性的意義，由於真正的有錢人和當權者都已經英格蘭化或變得英格蘭化，那等於表明他們是外來者，而非貧窮的本地人。
■我們的確是因為年齡的關係，才得以用最經典的方式來印證一句名言:「如果你有辦法記住一九六○年代的任何事物，那麼你就不屬於那個年代。」
■一九六○年代的文化革命才真正使得西方世界改頭換面，與一九六八年比較起來，一九六五或許更可證明是二十世紀的歷史轉捩點。那一年雖然不具重大政治意義，對法國成衣工業來說，卻是女用長褲首度凌駕於裙子之上的時刻；就羅馬天主教會而言，則為接受神職人員訓練者的數目開始明顯下滑之際。我講授「勞動史」課程的時候都會告訴學生們，一八八九年的碼頭工人大罷工雖然是每一本歷史教材都強調的重點，但它實際的重要性，或許還不及英國工業工人群眾在一八八○到一九○五年之間某個時間點所做出的一個動作——他們默不作聲地把一種頭飾當成屬於自己階級的標誌:大家都熟悉的鴨舌帽。或者我們可以宣稱，二十世紀下半葉歷史上真正重要的里程碑既非意識形態，亦非大學生活佔領校園，而是藍色牛仔褲的大行其道。
■人們在那個新時代到底必須做什麼，或者能夠做什麼?他們應該如何進行討論，甚至該在哪裡進行討論呢?《今日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個空間，讓人們從現有的框架外面來思索上述的問題。
■「資本主義與有錢人，目前暫時停止了恐懼」，我在一九九○年寫到:
有錢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我們這樣的國家、於不正義與不公平之下享盡榮華的有錢人，除了關心自己以外又何必費神替其他人著想?即便他們現在讓社會福利遭到腐蝕、讓需要社會福利保護的人萎縮下去，他們又有什麼政治懲罰好害怕呢?這根本是一個非常壞的社會主義政權從地球上消失的主要效應。
■歷史的反諷之一，就是經歷了半個世紀的反共冷戰之後，華盛頓政府唯一的敵人們(而且他們事實上已在美國領土上殺害美國公民)，就是美國自己極右派狂熱，以及遜尼派的基本教義穆斯林好戰份子，而自由世界曾經為了對抗蘇聯刻意向後者提供援助。有鑑於羅莎‧盧森堡所列出社會主義與野蠻主義之間的二擇一選項，這個世界或許將後悔自己曾經決定要對抗社會主義。
■波斯坦與納米爾之間的對比，在某些方面象徵了一個促成史學行業陷入分裂的主要衝突，也呈現出歷史學在一八九○至一九七○年代之間的主要發展趨勢。那是一場論戰，參戰的一方基於傳統假定，認為「歷史就是過去的政治」——納可以發生於一國之內，也可以出現於各國之間的互動關係；另一方則認為歷史就是各種社會與文化在結構上的變遷。一方將歷史視為敘事，另一方則將歷史視為綜合分析。一方認為不可能以偏概全掌握人類過去的事物，另一方卻認為觸類旁通乃是必要的工作。
■世界史在一九六○年代開始以「全球的歷史」之貌出現，而這個趨勢與全球化的積極進展關係密切。
■在我那一代人裡面，只有極少數歷史學家曾經嘗試將之整合為一部無所不包的世界史，之所以如此的部分理由，就是歷史學家幾乎完全無法擺脫民族國家的框架(主要出於制度上和語言上的因素)。撫今追昔，此種本土主義或許正是我這一代史學的主要弱點所在。
■英國的「歷史工作坊」運動，就是新出現的後一九六八「歷史左派」之最典型表徵。.......歷史工作坊的各種會議促成業餘者和專業人士、知識分子和工人，以及大批穿著牛仔褲的年輕人齊聚一堂，........對這些而言，與其說歷史是一種解釋是世界的方法，倒不如說它是提供集體發現自我的工具，或最佳的講法為:它是一種贏得集體認同的途徑。
■現代的媒體社會，已經讓「過去」享有空前顯赫地位與市場潛力，歷史從未像今日這般遭到人們竄改和發明，但那些人想要的並非真正的過去，而只是一種可以配合其目的「過去」。
■我們在十萬年以前離開了非洲。整體而言，通稱「歷史」開始於農業和城市被發明出來之後，那只不過是四百個人類世代或一萬年左右的事情，只相當於地質時間裡一眨眼的功夫。有鑑於人類以戲劇化的方式加快腳步，於此短暫時間內——特別是在最近十個或二十個世代——即已控制了大自然，迄今的整部歷史可看成是我們這個物種走向不可知未來的爆炸性發展，亦即一種生物社會上的「超新星」。但願那不會是一個災難性的發展。
■我把學術生涯看成是比較接近藝術家的生活，而非學院內的例行公事.......於各種形式的學術工作當中，從事社會學家這個行業無疑為我帶來快樂，而且那種快樂符合了「快樂」一字的一切定義。
■伯貝克學院之前身為成立於一八二五年倫敦技工講習所，.........伯貝克是一所好學校，更何況它可以讓人學會如何溝通。
■教書與寫作的共同本質就是溝通。喜歡寫作又愛教書的作家非常幸運，因為可以讓他或她從「熱帶荒島」得到解救——我們通常就宛如坐在荒島上，向不知名地點的不知名收件者撰寫訊息，然後將訊息裝入做成書籍形狀的瓶子漂洋過海傳遞出去，身兼教職的作家卻可以直接與潛在的讀者群對話。
■沒有別的東西能夠像講課那般適時地告訴我們，我們何時正在失去觀眾的注意力。況且老師的任務更加艱辛，因為他或她總是期待觀眾可以滿載特定的資訊與理念而歸、將之牢記在心並加以消化，而非只是在聽課時出現情緒上的滿足感。
■從友好的評論家那邊獲得讚譽並非難事，從立場中立或敵對的評論家那邊得到好評，才是檢驗成功與否的不二法門。
■地球村意味著一系列的接觸點，供其成員跨越現代全球各地，不斷進行著「布朗運動」。.....
地球村實際上體現於地方性的人際關係溝通網之中，將本地的家庭、異鄉人與外國人、抵達、預定行程與離開整合在一起。簡言之，它主要透過全球各地好客者的網路來運作。
■不過只有當我曉得，生活於貧困中的人民雖然不斷面對災難與死亡，卻仍可開懷大笑或至少還講得出來好笑話的時候，我才有勇氣表示:生活中充滿許多樂趣。
■然在我心靈某處，卻有一個小精靈輕聲告訴我:「我們不應該為現有的這種世界感到安心愜意。」而當時，身為「人」的我則會說:「重點是，要去改變它」
■首次巴黎之行留給我的記憶，就是《奧林匹亞》，假如我還需要人來幫助我皈依法國的話，馬內便是正確的傳教士。
■此即每一種語言、國家和文化維護自己的獨特性，藉此抗拒全球化的進程中，對具有多元本質的人類所強行施加的單一化。
■這讓我獲得令人難忘的機會，能夠在一九三三年以後，首度置身於當初專門為爵士音樂而設的環境中聆聽樂團演奏。那是一個飲酒聯誼的場地，其評鑑樂團震撼力的真正方式並非鼓掌叫好，而是桌邊談話驀然中斷後出現的沉寂。
■如今大多數人已經不必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甚或直到一九六○年代出現航空運輸革命為止那般，必須不斷在自己的國家與另一個國家之間做出選擇，更遑論是一九九○年代的電話通訊與電子郵件革命時期。在兩個國家或許多個不同國家上班，過著雙元或多元文化的生活，早已變成了非常普遍的現象。
■美國資本主義的另一面就是人的廢棄，而「廢棄」在該國的黑話正是「殺掉」的意思。
■美國的真實情況無論是在當時或今日，都一直是該國創作藝術的主要題材。縈繞在每一個美國創作者心中的夢想，就是要創造出可以全面涵蓋美國實況的作品。歐洲沒有人動不動就想寫出「偉大的英國小說」或「偉大的法國小說」；但美國作家仍打算寫出「偉大的美國小說」(而且現在是厚達數冊的大部頭)，即便他們已不再使用那個術語了，但真正最接近實現這種夢想的人並非作家，而是一個看起來膚淺，卻具有驚人持續動能的視覺形象藝術家。一九七○年代的時候，英國藝術評論家大衛‧席維斯特曾在紐約說服我相信該人的重要性。除了美國之外，還有甚麼地方能夠孕育出安迪‧沃荷那種作品呢?那是極度雄心勃勃、作風獨特，而且無止境以美國生活素材為主題的變奏曲，從濃湯罐頭和可樂瓶子一直涵蓋到美國的神話、夢想、夢魘、英雄和英雌們。
■紐約在我一生都是個新移民的大都會，倫敦卻要等到一九五○年代以後才變得如此。美國這塊大地毯的細部雖然出現了變化，而且還在不斷變化中，不過其基本花色卻一時之間穩定得令人吃驚。
■美國的制度被套上了由一部十八世紀憲法織成的緊身衣，再加上兩個世紀以來由律師們——亦即合眾國的神學家們——宛如注解經典一般所做出的補強解釋，結果在二○○二年時幾乎比世上任何國家的制度都要僵化許多。
■時空錯論和本土作風就是歷史研究的兩大死罪，由於對外地的情況同樣無知，縱使閱讀的書籍再多，想像力再豐富，也很難克服管窺之見。
■艾文‧柏林(Irving Berlin, 1888-1989)為出生於俄國的猶太裔美國作曲家。其最著名的曲調包括《上帝保佑美國》和《白色聖誕節》。
■傑基‧庫根(Jackie Coogan 1914-84)為默片時代最著名的童星，一九二一年與卓別林共同演出《尋子遇仙記》(The Kid)而名聞全球。
■土耳其大軍曾於一六八三年第二度包圍維也納。土軍敗退之後再營帳內留下咖啡豆五百袋。一名曾被土軍俘虜的波蘭人隨即於同一年內開設了維也納的第一家咖啡屋。
■《摩西武書》(pentateuch)是猶太教的《托拉》(Trah)——《律法書》——相當於《舊約聖經》的前五章:〈創世紀〉、〈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和〈申命記〉
■「花之力量」(flower power)是嬉皮運動的口號，以花做為非暴力的象徵。
內容簡介:(博客來)
一個九十五歲的歷史學家，生命長度幾乎等同於「恐怖的」二十世紀，許多人只能在書本上讀到的歷史，是他人生經驗的一部分；但長期屬於群體中的少數，卻又讓他保持冷眼旁觀。霍布斯邦，他是歷史學家，也是一個實際參與政黨、充滿革命熱情，有堅定立場的政治信徒。
霍布斯邦一生都隸屬於一些非典型的少數群體，父親是猶太裔英國人，母親是猶太裔奧地利人，生於埃及，成長於維也納，1931到1933年短暫居住於柏林，1936年進入劍橋。青年時期的柏林生活奠定他的赤色屬性，他在大學時加入英國共產黨，直到英國共產黨解散，霍布斯邦做了五十五年的共產黨員。其間，他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蘇冷戰對立，他經歷了史達林與後史達林時代、經歷了柏林圍牆倒塌、蘇聯集團瓦解……他以「永不妥協的左派」為人稱道，不過他的「左」並非僅只於熱情，面對世界局勢，他始終清楚理性。
歷史形塑個人經驗。二十世紀，他親身經歷了，記錄下變動的軌跡；但在他的故事裡，他有自己的解釋。
本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章到第十六章大致以編年紀事的方式，記錄從一九二○年代初期（作者有記憶開始）到一九九○年代初期，霍布斯邦的人生經歷及其所遭遇的政治事件。第十七、十八章特別討論其專業歷史學者生涯。第十九章到第二十二章則是以地區劃分，法國、西班牙、義大利、拉丁美洲、第三世界，以及美國，論及霍布斯邦對該地的觀察及互動。
「2002年時的世界比從前更需要歷史學家，尤其是具有懷疑精神的歷史學家。或許閱讀該行業一名老邁成員畢生的報導，能夠幫助年輕人於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晦暗前景之際，除了具備不可或缺的悲觀態度外，擁有較透徹的眼光，得自於歷史記憶的見識，而且有能力避開當下的狂熱激情與政治兜售伎倆。……但不管怎麼樣，我們千萬別繳械投降，即便在時機不利的年代也不例外。社會的不公不義仍有待我們加以譴責與打擊。世界可不會自動自發變得更好。」
這是霍布斯邦2002年於病榻上得出的結論。有趣的是，今日的世界的確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