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赫迪厄 論電視

任何知識的獲取與吸收，是在避免盲目、盲從與無知



2016年已近尾聲!今年在閱讀的生活裡較為沉重，也讓自己重新審視自己內心塵垢裡的一些不化與堅持!有幸能在閱讀這條路——自己的無法停止的路上，不期而遇(或狹路相逢)約翰．伯格、霍布斯邦與布赫迪厄。



如你也曾與這三位大家巧遇、一面之雅或神交，相信你定能感受到我所謂的沉重!

在 約翰．伯格的創作裡我領悟到「觀看、視界、視角」，在霍布斯邦的是「事變、世變、演變、演化」，在布赫迪厄的是「場域、場力、自律、他律」，在這閱讀各其大作，叫我理解一個專注、高尚、懷憂與治學嚴謹的學者在內心汲汲於想告知世人，另一個情境、被蒙蔽的認知、當如何繼絕學的無奈、愛與恨。



雖這三位大家的專研各異，然若能觸類旁通，相信能感悟到其思維、論述、理念以及宗源是相貫通、是相呼應、是相聚合，如果將各其專注的視角、議題作結合(研閱):視界＋場域＋演化，將會打通你治學、治業、治人生的任督二脈。尤其建議青年學子一定而且是即刻選讀這三大家的創作，相信會增加你思維的深度與廣度、情境與認知。



而《布赫迪厄論電視》雖如本書內容簡介所述:...關切電視民主化前途的人，何不一讀？但我認為除此之外更可從「場域」裡側觀、比興，也能通連於各個場域，不論是科學、藝術、文學、政治、經濟、社會....或活動、展示、教育...均可驗證與反思!

自己有幸在職場上曾從事多年的系統整合規劃(亦是一個場域)，了解附件、件、組合件、裝備、系統間的互相關聯、作用與限制，包含人的因素、人為的因素等，所以對場域有基本的認識，在讀起布赫迪厄的創作時較能體認、時時與自己的記憶呼應。



自己多年前也在部落格內淺談整合規劃的思維與運用，如「教育訓練規劃與整備-1」

http://blog.xuite.net/miccjp/bottle/19206992，或許能助你進入各場域的因子、結構，互動、互連、互牽、互引..。期盼你因書而樂!因智識而樂!



任何知識的獲取與吸收，是在避免盲目、盲從與無知—— 在這媒體充斥的時代裡，你我或許被同質化。但是絕對不能失去學習!再學習!



《布赫迪厄論電視》

前言

■這個文本是1996年3月18日兩場電視錄影全部內容，其文字傳寫經過作者本人校閱。...同年5月份在巴黎第一台播出(題名〈論電視〉及〈新聞報導及電視場域〉，法蘭西公學——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視聽部門出版)

■收視率無窮無盡的競爭，可能會帶來怎樣的危險:......可能利用現代的傳播工具，把這些初等的激情開發到極致。

■雖然我很有理由可以害怕這些分析餵養著一種自戀式的自滿，因為記者的世界非常傾向於對自己懷抱一種虛偽的批判眼光，我還是期待它們可以提供工具和武器給所有影像工作中的戰鬥者，以防止原來可能成為直接民主的利器不被轉化為象徵界的壓迫工具。



第1章 錄影現場及其幕後

■我相信上電視說話是重要的，只是要在某些條件下進行.....:首先，我的時間不受限制；再者，我的主題不是別人強行給予的；第三，和一般電視節目不同的是，不會有人以技術問題、以「觀眾聽不懂」、道德、禮貌等名義，叫我不要超出規範。

■我覺得，事實上，人們參加電視節目，卻不擔心到底是不是能在電視上談出些什麼，那便暴露出人們之所以上電視，不是為了去說什麼，而是為了其他理由，比如說設法被人注意及看到。柏克萊(George Berkeley)說:「存在，即被感知。」對於我們某些哲學家(及作者)而言，存在，即是在電視上被感知，也就是說，說穿了是被記者們感知，或者，如一般所說，得到其正面感官(bien vn)(這含著妥協和產生連帶關係)。....他們只有盡量爭取在電視上露面，因此便會以固定的節奏寫作，而即便寫出來的作品短小輕薄，但就像德勒茲(Gilles)說過的，其主要功能卻在保證他們可以獲邀上電視。這是為什麼電視螢光幕在今天演變為一種納西斯(Narcisse)的鏡子，一個自戀展示自我的地方。

■電視作為一種工具，理論上可以傳達到每一個人。於是便產生了一些必須先行討論的問題:我要說的是，其目的是不是要傳達到每一個人?我是不是已經準備好，要使得我的論述，以其形式本身，即可以為所有人了解?它值得被所有人了解嗎?甚至可更深入地問:它應該被所有的人了解嗎?研究者，特別是學者，有一項任務——而這在社會科學又更緊急——那便是把研究成果歸還給所有人分享。

■我們一部分的責任是要將這些發現成果回歸社會分享。我自己總是努力用這些先行的質疑來過濾自己對邀約的接受與拒絕。

■電視觀眾、電視評論者會問這些問題，而且是針對他們出現在電視上來提問:他有什麼話要說?他的客觀條件容許他說出這些話嗎?他所說的話值得在這個地方說嗎?簡單一句話，他來這裡幹什麼?

■上電視之路的代價是一種可怕的言論檢查講者失去了自主性，而這一部分牽涉到下面的事實:主題被預定好的，傳播條件是由旁人外加的，更重要的是，時間上的限制對論述產生如此的限制，使得真正說出些什麼變得不太可能。

■現在，讓我們由最容易哦地方下手:社會新聞。它一直是羶色腥報紙的最愛；流血和性、慘劇和犯罪永遠可以賣。嚴肅報紙的模範一直因為害怕失去人家的尊嚴，把它們擺在一旁或放在後方，但因為收視率當道，卻使它們成為報紙和電視新聞的頭條。然而社會新聞也是能轉移注意力的新聞。

■電視一部分象徵行動便是要使人把注意力轉移到一些本質上大家刀會感興趣的事實上去。我們可以把它們稱為普通車新聞——也就是說，人人可搭。普通車新聞，就像人們所說的，不會任何人，沒有任何重大後果，不會產生意見分歧，它會製造共識，人人有興趣，但其模式是不涉及任何重要事物。社會新聞是新聞報導基本、粗糙的糧草，但它非常重要，因為它使每個人都對它發生興趣，卻不產生任何後果。

■然而時間是電視極端稀有的糧草。如果我們使用這麼珍貴的時間去報導如此無用的事情，原因便在於這些如此無用的事情事實上非常重要，因為它們掩蓋了一些珍貴的事物。

■電視實質上擁有一大部分人口頭腦養成的獨佔權。然而，把重點放在社會新聞，把稀有的時間用空洞、無意義或接近無意義加以填滿，公民為了實施民主權利而必須擁有的切題資訊就被排斥在一旁了。

■記者擁有特殊的眼鏡，透過這副眼鏡，他們會看到某些事物，但也看不到另一些事物；而看事物的時候，也是使用某些特定的方式。他們進行了選擇，並且建構了所選擇的事物。

這裡的選擇原則，便是對聳動、奇觀的追逐。電視會導向「戲劇化」(dramatisation)，而且符合此字的雙重意義:一方面，它會把一個事件置入場景、形象的形式之中，另一方面，它又會誇張其中的重要性、嚴重性、戲劇性和悲劇性。.....字眼的使用也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使用普通的字眼時，其效果既不會「驚世」，亦談不上「駭俗」。超凡的字眼是必要。事實上，影像的世界弔詭地為字眼所主宰。

■有時候我會想要更改那些說話漫不經心的主播所使用的每一個字眼。他們一點也不知道他們所引起的困難和嚴重性，也無意識於由此而來的、他們在千萬觀眾面前的責任。他們既不了解這些字眼，也不了解觀眾對於它們的不了解。因為這些字眼會產生事物、創造幻想、恐懼、憎厭，或者單純地說，錯誤的呈現。

■他們(記者)感興趣的是非比尋常的事物，和尋常斷裂開來，不屬於日常生活的事物——天天出版的日報必須天天提供超乎日常的事物，這可是不容易的....這是為什麼他們會給平凡的不平凡那樣的地位。所謂平凡的不平凡(I′extraordinaire ordinaire)便是一般的期待所預期發生的，比如水災、火災、謀殺、社會新聞。但是所謂的的不平凡也意謂著和其他新聞相比是不平凡的。和平凡不同意謂著，不同於其他新聞體對平凡事物所作的報導，或是不同於平凡的報導。這是一個可怕的束縛:它使得大家會去追逐獨家。

■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喜歡說:「我們必須把平庸好好地描繪一番。」這也是社會學家所遭遇到的問題:使得人們可以看得出平凡是以多麼不平凡的方式來談論平凡。

■電視一般使用方式內含著一些政治性危險，因為影像有一個特質:它會產生文學批評家所說的真實效應(I′effet de r′eel)。它展示出一些事物，並且使人相信它所展示的事物是存在的。這樣的一種展現力會產生動員的效力。它可以使得某些意念或呈現存在，也可以使得某些團體存在。社會新聞、日常的事件或意外，可以被賦予政治的、民族的等等意含，正適合帶動強烈情緒的迸發，而這經常是負面的情緒，比如種族主義、仇外或仇——恐外交織的情緒。

■今天，電視在這些鬥爭之中占有決定性的地位。那些還在相信只要示威就好了，不必管電視的人，冒著遭到失敗的危機:人們越來越有必要生產一些專門針對電視而進行的示威，也就是一些本質上便可以使電視工作人員產生的示威，因為他們的感知範疇便是如此。而且這些示威透過他們的接手，產生倍數放大的效果，便可以發揮充分的效率。

■對於記者而言，讀報是不可或缺的活動，剪報檔案則是一種工具:要知道自己將要說什麼，必須先知道別人已經說了什麼。便是透過這樣的機制，才使得推出的產品趨向同質。

■在編輯會議中，十分可觀的時間被用來談論其他新聞媒體特別是「他們做了，我們卻沒有做」(「我們漏了這一條!」)，而且這是我們應該要做的——不必討論——因為人家做了。這一點在文學、藝術或電影評論方面更為明顯。

■為了製作午間新聞報導，必須先看過前一夜八點的晚間新聞及早報所下的標題，出晚報的人要先看過早報。這一點已經成為大家默認的行規。這樣做，除了為了要使自己消息靈通之外，也是為了謀求不同，即使那經常是透過一點點的差異來達到的。雖然觀眾完全感覺不到，記者卻總是為這小小的差異賦予充滿想像的重要性。

■收視率是這個世界裡的隱匿之神，祂統治著其中人物的意識。對這些人來說，收視率掉了一個百分點，便是死刑定讞。在我看來，這只是一個錯誤的方程式，以為節目內容和其假定效果之間的關係可以如此計算。

■看到收視率心態又再度被導入前衛出版社、學術體制之中，看到它們開始經營銷售學，令人非常憂心，因為這可能會破壞生產條件本身:有了這個條件，才能誕生出那種看來深奧難解，因為不迎合大眾的期待，卻終究能創造出自身讀者的作品。

■在電視上，收視率發揮著一個十分特殊的效應:它被轉化為緊迫性的壓力。報紙之間的競爭、報紙和電視之間的競爭、電視台之間的競爭，其形式被實現為時間上的競爭。大家都在搶獨家。爭著做第一。

■柏拉圖所設下的對立:哲學家是有時間的人，相對的則是agora(市集)上、廣場上的人他們，他們受緊迫性所苦。他的意思大約是說，在緊迫之中，我們不能思考。

■而電視所產生的一個重大問題，便是思想和速度之間的關係在迅速之中可能做出思考嗎?電視把發言權給予被認為可以加速思考的思想家時，是不是自陷於永遠只能擁有「速思家」(fast-thinkers)，那些想得比他的影子更快的思想家....

■福樓拜所謂「廣為接受的成見」，意思是已被所有所有人接受的意念，具有平庸、合於規範、普通等性格；但這樣的意念，當你在接收它的時候，其實已經被接受了，.....不論是論述、書本或是電視訊息、溝通的主要問題都在於接受的條件是否存在:聽的人是否擁有足以解讀我正在說的話的符碼?....日常生活會話中，陳腔濫調扮演巨大的角色，因為它有一個優點，所有的人都能接收它，而且立即接收；就因為它的平凡，它為發訊者與受訓者所共有(communs)。相反地，思想就定義上來說就是具有顛覆性:它必定由拆解「廣為接受的成見」開始，接著它必須做論證。

■電視特別便愛一定數量的「速思者」，他們提供的是文化「速食」，也就是一種是先消化、事先想好的文化食品。如果電視會如此，那不只是因為他們有一本總是雷同的電話簿。

■如果他只以名字稱呼對方，那麼我們便會看出他們的夥伴關係，而且彼此相熟，雖然表面上他們隸屬於敵對的政黨。這裡有一個容易被人忽略的小記號，說明了兩人之間的勾連關係。事實上，這些電視辯論常客的世界是一個封閉的世界，成員皆互相認識，而且不斷自我增強的邏輯在運作著。

■....主持人進行了約束性的干預。制定主題的人是他，制定問題的人也是他.....主持人本身的干預也透過無意識的語言、他問問題的方式、他的聲調來展現。.... 主持人多是以無意識的方式在操弄它們，而不是有意識的運用。.....他操縱緊迫性，他利用時間、緊迫、掛鐘來打斷人的話、施加壓力、中斷談話。在最後這一點，他還有另一招，便是把自己當作觀眾的代言人...很明顯地，所有電視錄影現場裡的談話者並不平等。

■在六○年代，電視像一個新的現象，某些數量的「社會學家」，忙不迭地說電視作為一種「大眾傳播工具」，將會「製造大眾」。電視被認為會逐漸地抹平所有的觀眾，使他們成為同質的一群。

■柏拉圖曾說，我們是神的戲偶。在電視這個世界裡我們會覺得，社會成員雖然有表面上的重要性、自由、自主性，甚至有時會具非凡的靈氣(aura)，卻是被某種必要性和結構所操縱的戲偶。



第2章 不可見的結構及其效應

■新聞報導的世界是一個小宇宙，具有自己的規則，並且由它在全體性世界中的位置決定，而且也受它和其他小宇宙間的吸引、排斥關係所定義。

■場域是一個受到結構的社會空間，一個力場——其中有宰制者和被宰制者，存有持續的、恆常的不平等關係在場域內部運作——這也是一個鬥爭場，鬥爭的目標是改變或保存這個力場。在這個小世界裡，每個人運用他所擁有的(相對)力量和其他人競爭，這個力量也決定了他在場域中的位置，以及由此而來的策略。

■電視台和報社之間搶奪讀者和觀眾的經濟競爭，或者如人們所說的，對於市場佔有率的爭奪，其具體完成的形式為記者之間的競爭，這個競爭有具體的、特有的爭奪焦點，那便是獨家、專有的新聞、業界的聲望等等。

■最受威脅的報紙是那些以提供社會新聞和體育新聞為主的報紙，至少在法國是如此，因為電視在脫離嚴肅新聞報導的同時，也越來越轉向這些主題，這時這些報紙便沒有什麼可以拿出來和電視對抗的東西了。

■社會學家的大問題之一，便是如何避免落入相對稱的兩個幻相之中。一個是「前所未見」的幻相(有些社會學家熱衷此道，這樣會顯得很帥，特別是在電視上宣布前所未見的現象、革命)。另一個幻相則是「永遠如此」(保守派的社會學家比較喜歡如此:「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世界上永遠都存有宰制者和被宰制者、富人和窮人.....」)。

■一個新聞體或表達工具越是能夠觸及廣大的群眾，它便越應該喪失它的尖銳性，丟棄所有那些可能產生分化或排除效果的事物........它更是要做所謂的「不使人驚訝」，從來不引發問題，或只引發不會製造麻煩的問題。

■我們的電視新聞主持人、辯論節目主持人、運動節目播報人，已經變成了心靈的小指導員，而且不用太勉強自己，便成為典型的小布爾喬亞道德的代言人，針對他們所謂的「社會問題」說出「應該如何思考」。

■記者們——這裡應該說新聞報導的場域——在社會世界之中之所以重要，乃是因為他們在事實上擁有大幅製造和傳播訊息工具的獨占權，而且透過這工具控制了一般公民和其他文化生產者，如學者、藝術家、作家等達到「公共空間」的通路，換句話說，便是達到廣大傳播的通路。

■如果我們要了解今天某兩位記者之間為什麼會產生一些規律性的辯論，我們必須考慮這些人所代表的機構在新聞報導空間中所占的位置，以及這些人在各自機構中所占的位置。同樣地，如果我們要了解，《世界報》的主筆能寫出什麼或不能寫出什麼，也必須一直把前述兩點牢記在胸中。

■如果一名記者想要有份量，那麼他必須在電視上開個節目；甚至電視記者有時會在平面媒體中獲得非常重要的職位，並因此使人質疑寫作專業的特殊性:如果一位電視的女主播可以突然一躍成為一家報社的社長，那麼我們便會被迫去問記者的特殊能力是什麼....... 美國人所謂的agenda(必須談論的主題、社論的題材、重要的問題)，事實上越來越是由電視來主導。

■.....我已經說過了，社會新聞的效應是製造政治空洞、去政治化、把世界轉化為一堆小插曲和蜚短流長(它們可以是國家級或國際級的、談論明星或皇室的生活)，它們把我們的注意力持續地集中在沒有政治後果的事件上。...甚且感官刺激的追求，也就是業績的追求，也可以導致選擇某一類的社會新聞，如果它們被野蠻的煽動術加以建構(不論是自發的或是計算過的)，也能引起大量的興趣，因為它們討好了最基本的衝動和激情(比如說劫掠兒童或是那些引發大眾憤慨的醜聞)，甚至是那些純粹是感傷主義或慈善主義的動員，或是同樣令人激情澎湃，但是具攻擊性的、接近象徵性的私刑處死的兒童謀殺案，或是受創傷團體所發生的事件。

■新聞報導場域的特質是，和所有其他文化生產域(比如數學、文學、法學、科學等場域)比較起來，它更依賴外在的力量。它太直接依賴於外在的需求，受市場所判定，甚至比政治場域還更受公民投票判定。

■新聞報導是一個場域，但是透過收視率的作用，它受到經濟場域的節制。這是一處非常他律性的場域，極端地臣服於商業束縛，但它本身作為一個結構，又對其他場域施行節制。

■孔德(Auguste Comte)說過:「科學是預料之源，預料是行動之源。」

■新聞報導場域，是以場域的身分，影響著其他場域。換句話說，這個本身越來越受商業邏輯宰制的場域，把自身的束縛加諸在其他場域之上。

■經濟的力量是透過收視率的壓力，作用在其他的新聞體之上；即使那是最「純」的新聞體，也作用在記者們身上，因為他們接受以電視提出的問題做為主要問題。接著，以同樣的方式，透過記者們整體的力量，它又作用在所有的文化生產場域。

■我相信社會學，尤其是知識分子的社會學，弔詭地促進了我們所觀察到的法國知識分子場域的現況。但它是非自願地促成了這個狀況:它可以有兩種相對立的使用方式，一是犬儒式的，這是利用環境律則的知識來使得策略奏效，另一個方式則稱為臨床式的，這是利用對律則或傾向的知識和它們戰鬥。我堅定地相信某些犬儒主義者、越界先知、電視速思家、記者型歷史學家、以錄音機寫作的當代思想辭典或總帳作者，有意地使用社會學——或是他們了解的部分——來製造知識場域中的強力一擊或是政變。

■在那些表面上較為獨立的的學門裡，比如歷史學或人類學、生物學或物理學，媒體的判決變得越來越重要，因為研究資源的取得可能依賴於名氣，而名氣的來源究竟是媒體的認可或是同行間的聲譽，已經變得無法知曉。

■一位文化生產者越是自主<特殊資產豐富，而且注重封閉市場，其中只有競爭者才是顧客，那麼他就越傾向於抵抗。相反地，他越是把產品定位於大量產製市場(比如散文家、記者型作家、墨守成規的小說家)，他就越傾向於外在權力合作，也就是和國家、教會、政黨、今天的新聞報導和電視合作，並且會臣服於它們的要求及命令。

■我們必須護衛必要的生產條件，以便使得普世價值得以前進，但在同時，也要使得越來越多的人能達到獲得普世價值的條件。一個理念越是複雜，因為它是在一個自主的世界中產生出來的，這個償還的動作便越難。為了超越這個困難，那些居住在自己小城堡裡的生產者們，必須要走出來，集體地戰鬥，以便獲得良好的傳布條件及傳布工具的所有權。

■我們忘了，十九世紀第三共和的創立者曾說，教化的開始，不只是在於懂得讀、寫、算以便成為良好的工作者，它也要讓人擁有成為一位良好公民不可或缺的工具，也就是有能力了解法律、了解自己的權利，知道如何護衛它，有能力產生工會組織.....我們必須為普世價值獲取門徑的普世化而努力。

■收視率意謂著由市場進行賞罰，也就是一種外在的且完全是商業性的立法準則，也意謂著臣服於這種銷售學的工具。......由收視率所主宰的電視，使得那些被預設為自由開通的消費者受到市場束縛的重壓。



附錄1 新聞報導的支配力

■....比如文學的場域、藝術的場域、科學的場域。我們要檢視的是，結構性的束縛，如何作用於這個場域之上，此場域本身是受市場限制所宰制的，但它也多少地改造了其他場域內部的權力關係，影響了人們在其中的作為，其中所產生的事物，並且如何在就現象層次而言不同世界裡，產生類似的效果。

■新聞報導的場域，及透過它施為的市場邏輯，支配著其他的文化生產場域，即使那是最自主的場域。

■電視發展在新聞報導場域所產生的效應，以及，透過它，在所有其他文化生產場域所產生的效應，就其強度和廣度而言，和過去工業化文學出現時產生的效應是不可同日而語。......根據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文化」一詞的定義，便是由這些反應中產生出來的。

■新聞報導場域對於不同的文化生產場域施行的支配，乃是一整群的效應。這些效應，就其形式和效率而言，和新聞報導場域本身的結構相關。這個結構，便是不同的新聞體和記者，依據各自的自主程度，在場域中分布的狀況。所謂的自主程度，指的是他們和外界力量間的關係，而這力量是指讀者市場和廣告主市場的力量。一個傳播媒體的自主程度，無疑是以廣告收入和政府補助所占的比例，以及廣告主的〔資本〕集中程度為其衡量。其中政府的補助可以廣告或補助金的方式出現。

■實際上，很清楚可以看到，不同的權力體，特別是政府單位，不只是用它們所能使用的經濟來干預，同時也利用合法的資訊獨占來干預，顯著的例子比如官方消息。

■占國家大位者，擁有超常的象徵權力，可以利用其行動、決策和他們在新聞報導場域中的干預(訪談、記者會等)，來定義新聞體的議程和事件層級。

■當某個新聞來源為人引用時，尤其當這來源是一個小新聞體時，人們這麼做的目的只是想為自己卸責。

■新聞報導場域一直都受市場判決的節制，這或者是直接由顧客來進行賞罰，或者是間接地由收視率來進行。

■有許多的「獨家報導」之所以被尋求和欣賞，乃是因為它們被當作獲取客源的王牌，但事實上，它們將會被讀者和觀眾忽略。只有競爭者才能感知它們的存在(只有記者才會讀所有的報紙....)。

■競爭會促使人不斷監控競爭對手的活動(結果甚至會產生相互間的間諜滲透)，其目的是為了由他們的失敗中獲利、避免他們的錯誤、阻礙其成功。

附錄2 電視，新聞業，及政治

■不管是在美國或歐洲，社論主筆及調查報導記者越來越讓位給娛樂性主持人，而資訊、分析、深度訪談、專家討論或報導，也越來越讓位給純娛樂，特別是讓位給那些老面孔及替代性高的對話者之間進行的talk shows之類沒有意義的聊天節目。

■....那些不但不花什麼成本(類似球賽打賭)而且保證槓龜完全不會受懲罰的預測及預判，因為新聞本身接近完美的連續性，以及快速替換性的和於規範說法，所以沒以人會記得媒體說過什麼。



附錄3 再談電視

■布赫迪厄:我不認為媒體從業者是盲目的。我認為，我們是活在一種雙重的認知狀態上:一種是讓我們從所掌控的媒體工具中獲取最大利益的現實觀點；一種是帶有說教意味卻對自己非常寬容的理論觀點，這使他們公開否認、甚至是自欺欺人地遮掩有關他們所作所為的事實。

■布赫迪厄:...在一個場域之中，本來照定義就會有各式各樣的位置，只是比例會有不同，可能性會有差異。

■布赫迪厄:...媒體是一個去政治化的因素，當然最先受影響的，是那些最去政治化的觀眾群，而這群人裡，女性多於男性，教育程度低者多於教育程度高者，窮人多於富人。這麼說可能引起公憤，但我們從統計分析中，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對一個政治問題能清楚回答或不能回答的比例是如何。



譯者後記

■布赫迪厄:「我所護衛的，乃是批判性知識份子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內容簡介:(博客來)

「畢竟，在這所謂媒體的年代，知識政治的一個主要戰場，不正就是聲光俱全的電視，或者，報紙？」

1988年10月，法國數以百計的藝文人士帶領，得到二十萬人簽名，要求電視戲劇在播放中不能插播廣告，要求公共頻道完全不能播放廣告，經費全部取自執照費與徵收自私營頻道的廣告收入。這個活動的發起人之一，就是布赫迪厄。

這位法國乃至於全球人文社會學科的泰斗認為，哲學與社會科學的文化生產場域，現在已經由新聞場域取代，而執行這場轉換的，主要是透過身跨兩個場域的人。他們的身影並不確定，錯落在新聞場域與專業場域之間。他們利用雙重身分的優勢，避開兩界的特定要求，但是卻將取諸兩界的或多或少的權力，引進彼此。

此書一出，法國新聞工作者群起「口誅筆伐這位法國最具分量知識分子」，但是，布赫迪厄自己對本書是這麼定位的：「我仍希望這些分析提供工具或武器，給所有為了如下理想而奮鬥影像從業人員：讓媒體成為一種民主公器，而不是成為形象符號的壓迫手段。」

回看台灣，較諸法國，應該是更為嚴重。《布赫迪厄論電視》這本書是適時的一本短論，關切電視民主化前途的人，何不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