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中國
在文學花園中，得到新解（「大」說聽多了，來段「小」說吧）。
如果把這本書中出現的作家及部分作品一一陳述（魯迅《吶喊》《阿Q正傳》、沈從文《邊城》《長河》、茅盾《蝕》、姜貴《重陽》、安德烈．馬婁《人間命運》、老舍《駱駝祥子》、潘人木《蓮漪表妹》、東方白《浪淘沙》、張大春《大說謊家》、林燿德《一九四七高砂百合》、楊照《大愛》、李永平《海東青》、陳森《品花寶鑑》、韓邦慶《海上花列傳》、曾樸《孽海花》、吳趼人《新石頭記》、朱天文《世紀末的華麗》、朱天心《袋鼠族物語》、李昂《迷園》、平路《台灣奇蹟》、張愛玲《半生緣》、施叔青《維多利亞會所》、莫言《酒國》、唐敏《我不是貓》、格非《迷舟》、蘇偉貞《離開同方》、李碧華《胭脂扣》《霸王別姬》、王安憶《小城之戀》《荒山之戀》《錦繡之戀》、宋澤萊《蓬萊誌異》、司馬中原《狂風沙》、朱西寧《鐵漿》、丁玲《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白先勇《台北人》、張系國《昨日之怒》、張竹君《東歐女豪傑》、郁達夫《沉淪》……夏中義《歷史無可避諱》高尚《論新時期小說創作的深度模式》。）不解的你當會以為這是一本中國小說選集。
《小說中國》這本書是以中國二十世紀這一百年小說的發展、演變與流變作一番論述，其中包含小說以寓意與象徵表現（歷史中的砍頭事件）；小說與歷史敘述、虛構與事實間，互相辯證、運作的錯綜關係（1927年國共鬥爭起：親共與反共作家）:頹廢與啟蒙的兩個辯證層面（世紀末：狎邪小說、科幻小說）；女性主義…在小說表現（直述、比喻、連想）白描、新解出作家創作思維及欲表現的社會內容之觀察、關注及有感：人生聚散無常、啼笑婚姻無償、暴露黑暗、鞭撻不義、感時憂國；相互徵逐間進行，此起彼落、消長滌盪，對比出：新與舊、城與鄉、戰爭與耕作、文明與野蠻等，我們亦可從中習見的文學題材公式，如罪與罰、神與魔、靈與肉、今與昔、真與幻等等
進入本書如進入「文學花園」，百花爭鳴、花團錦簇；有的是正義凜然、有的是時代橫流、有的是怪誕毀義、有的是低泣淺嘗、有的是歸鄉尋根、有的是萬方啟示、有的是批判較勁…….。
然在這「文學花園」裡，一花謝一花起，有的傳芳至今、有的隨風落入塵土、有的仍處掙扎；隨著新時期降臨，一場文學風暴再臨花園，就看是誰迄立不搖、搖搖欲墜、不支倒地…好一個虛擬百態，叫我等重新調整審美視角與聚焦，一觀其後發展。
此書分五輯：小說‧歷史‧政治、從世紀末到世紀末、去國與懷鄉、女聲殿堂、批評的新視野，是協助喜愛中國文學者統整中國文學脈絡、發展及未來，是比較文學亦是文學比較，是中國百年的縮影亦是歷史人在歷史中的關注，得一此書閱一此書，使得愛書人可從中萃取與提煉創作元素，進而提升審美經驗，創造自我解讀與批判力。
亦將各輯的讀後記錄與你分享。
小說‧歷史‧政治
■在《小說中國》中王德威所強調的幾條線索----小說眾聲喧嘩的包容力；小說介入、促動國家想像的能量；小說對抗「大說」的批判立場----似乎仍然有其意義。尤其在「中國崛起」呼聲不絕於耳的今天，在種種奉「天下」、「大國」、「盛世」為名的「大說」再度流行的歷史轉折點上，從台灣的立場談論「小說中國」，也就更有關聯性了。
■小說是現代中國文學最重要的一種文類。過去一世紀以來，小說記錄中國現代化歷程中，種種可涕可笑的現象，而其本身的質變，也成為中國現代化的表徵之一。
■由涕淚飄零到嘻笑怒罵，小說的流變與「中國之命運」看似無甚攸關，卻每有若合符節之處。在淚與笑之間，小說曾負載著革命建國反共復國獨立（又）建國的使命，也絕不輕忽風花雪月、飲食男女的重要。小說的天地兼容並蓄，眾聲喧嘩。比起歷史政治論述中的中國，小說所反映的中國或許更真切實在些。
■黃連樹下彈琴、死人堆上跳舞，苦中作樂到極點了麼？
■魯迅《吶喊》的述言中寫道：「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這段文字，剴切動人，可已視為五四以來中國文學的基調。醫學只能救治中國人的病弱的皮囊，惟有文藝才能改造他們的心志，使他們免於沒「頭」沒「腦」、行屍走肉的生活。軀體的腐朽斷裂，猶可擔待，重尋心靈的頭緒，才是首要之務，更進一步說，中國人引頸待戳之災，何嘗不肇始於他們精神上身首異處？
■託生於亂世，人命果不如螻蟻。
■以抒情的筆觸與各種感官意象聯結起來。..可能這些雜然分屬的的事物好像各不相干，但又似乎有所關聯。分則木然兀立，合則生機乍現。離合存歿之間，它們沒有象徵內爍的邏輯，為見文字左右聯屬的寓意。
■寓意表達則偏重具體經驗、符號間的類比衍生，而將內爍意義作無限延擱，因此遙擬修辭托喻的「遊戲」法則。所謂情隨意轉，意伴「言」生。語言本身也正是「物」界中，最犀利流轉的一部分。….沈從文一再強調語言與形式的重要，絕非偶然。語言、形式、身體這些「外在」的東西，其實並不永遠附屬於超越的意義、內容、精神之下，而自能蓬勃擴散，不滯不黏。沈從文常喜說的「神性」，應在這「寓意」而非「象徵」的範疇下，才愈見玄機。
■《三個男人與一個女人》的結尾所述：「我老不安定，因為我常常要記起那些過去事情…有些過去得事情永遠咬著我的心，我說出來，你們卻以為是個故事。」
■歷史到底不能為小說家一廂情願的駕馭。但小說最終透露的訊息，卻是時間的反諷。
■馬婁小說下的史觀，實在是一奇異的綜合體，其中既有馬克思主義的世界革命理想，也不乏帝國主義殖民地歷險情調。二者其實都是十九世紀歐洲中心論的產品。
■我們一旦認知，掌握了原本陌生的事物，其所具有的異國風味自然消失無踪。取而代之的，是我們對已失的異國情調的回味，以及對更新、更遙遠事物的期盼。「異國情調」通常與美學理念相連，但在十九世紀殖民主題興盛時期，它其實成為一意識形態的標誌，為帝國主義者幫腔造勢。
■生命原本即不可恃，盛衰功過，終歸徒然。但認之生命深邃的本質後，與其隨波逐流，自取墮亡，倒不如就眼下所及，作盡其在我的奮鬥。
■我們對現況雖不滿意卻不能自拔，上焉者由作困獸之鬥，下焉者則自欺欺人，永劫難逃。
■以作家不同的政治立場及寫作的策略的探視，我們得見「虛構」的歷史小說如何顛覆「真實」的歷史紀錄，而時間的持續流轉，又如何牽動、重寫著政治理念與行動的合理合法性。小說家企圖以文字征服歷史，卻同時成為銘刻人類活動的歷史之一部分。這其間的輾轉生剋過程，何其耐人尋味。
■我們要如何寫歷史，歷史要如何寫我們，果如是保守的..所發之苦澀尖誚的笑聲，可是筆進步人士……的正義怒吼，更切合這時代的氛圍？
■《駱駝祥子》不僅是老舍創作生涯中的里程碑，而且也曾被譽為現代中國小說中「正統」寫實主義的一座高峰。
■歐文‧荷（Irving Howe）教授於其名作《政治與小說》（Politics and the Novel）
中曾指出政治小說得不易為：在冷硬的政治教條與浮動人世經驗間，在集體理念信仰與個人情感依歸間，小說必須往來折衝，尋找洽當的表達方式。藝術與宣傳的差別，往往只存於一線之間。
■政治何嘗只是可見的教條與權力之爭？它更設定我們的「身體」為最後的戰場；挑弄我們的欲望，制約我們的個性，因勢利導，與時俱變。
■夏志清教授所言：「恐怖主義是中國通俗小說裡盡人皆知的俠義觀念的誇張和歪曲，而在當代救國乏術之餘，強調個人勇敢和氣節的舉動，只能當作濟急的藥。」
■我（王德威）的論點是，有力的政治小說不只是被動的反映或排斥特定意識形態，更能使敘述本身成為一象徵性政治「事件」，匯集、攪擾不同的聲音，從而促使讀者警覺閱讀時所必備的因應策略。
■我（王德威）所願強調的是，已婚姻、愛情的成敗來觀察政治的經驗的得失，一方面提供絕佳的象徵喻意，一方面卻也容易帶來思考的盲點。政治及意識形態的領域固然和家族倫理道德的價值密不可分，但若僅由後者來詮釋、涵蓋前者的複雜性，仍難免有顧此失彼之虞。
■政治小說的閱讀促使我們反省小說所揭露的政治訊息與內在張力，更促使我們思索「閱讀」本身的政治條件與情況。
■政治小說曾是五○年代台灣文學的重鎮。在海峽兩岸狂飆意識型態的歲月裡，小說銘刻政爭帶來遷徙雜亂，並進而鼓吹明確的政治訊息。
■既是閱讀或撰寫「政治」小說，誰又能自詡立場超然？但認知一己及異己的洞察與不見，是朝向政治小說美學的第一步。
■政治是講求影響與效應的。「好」的政治小說未必產生「有效」的政治影響，反之亦然。
■我們都是大說謊家，小說有說謊的權利，新聞有說謊的義務。
從世紀末到世紀末
■狎邪小說寫帝國末期，欲望的無常與無償，肉體及性別的角色的升沉與徵逐。科幻小說寫新舊派新文人開拓知識及意識形態領域的好奇與幻想、猶疑與妥協。合而觀之，二者透露了晚清小說頹廢與啟蒙的兩個辯證層面。
■陳森（一七九六？～一八七○？）所作《品花寶鑑》通常被認為是晚清第一部長篇狎邪小說。
■俗套故事在現實中一再發生的原因，在於它們正是人生的一部分。
■「孽」字強烈意味著佛教轉世輪迴的觀念，它不僅指明了罪惡的本身，也指明了它的前因後果。
■小說性「別」的混淆以及與性別有關的敘述、修辭的錯位，使我們對小說中女性缺席的現象必須三思：它暴露出女性一方面是男性性幻想與敘述中的理想目標，另一方面也是男性文化霸權下的犧牲。
■小說在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表現出道德的真諦，並在最曖昧無奈的時刻，揭發了美德與欲望、夢幻與現實之間的互換關係。
■以《品花寶鑑》《海上花列傳》《孽海花》這三部小說從三個不同角度探索了傳統社會及文學文化敘述得一些重要關目：男女之間的角色的衝突，現實與浪漫主義之交鋒，德與欲之間的對話，以及公眾與私人領域之間的對抗。
■晚清的科幻作家一方面承襲古典中國神怪小說的遺產，一方面借鑒當代西方科
幻小說的發明，所形成的敘述模式，自成一格，也讓我們再思科幻小說這一類的疆界。至於晚清科幻作品所呈現的各種烏托邦視野，以及對時間及空間觀念的實驗，更是我們一窺世紀之交，歷史與政治思潮嬗變的好材料。
■烏托邦是科幻小說重要的主題之一。藉著一幻想國度的建立或消失，科幻小說作家寄託他們逃避、改造、或批評現實世界的塊壘，實驗各種科學及政教措施。烏托邦的想像可以投射一理想的桃花源，也可以虛擬出墮落的鬼門關，因此又有反烏托邦、擬諷烏托邦等次文類的衍生。
■悲復悲兮世事，哀復哀兮後生。補天乏術兮歲不我與，群鼠滿目兮恣其縱橫。
■All foreigners thou shalt worship,
Be always in sincere friendship.
Tis the way to get bread to eat and money to spend.
And upon this thy family’s living will depend;
There’s one thing nobody can guess:
Thy countrymen thou canst oppress.
今試譯如下：「洋人洋人你崇拜，真情真意抱滿懷。麵包金錢跟著來，食衣住行太悠哉！只有一事沒想到，自己的同胞你迫害！」
■光、熱、力，不僅代表了中國對西洋科技、民性的總結看法，也是其踏向現代門的必要物質與精神條件。光、熱、力是科技能量的菁華，也是國民道德的體現，更是文學功能的指標。
■有關流行服飾的神話：川久保玲新的不規則的剪裁象徵著女性意識的回升；羅密歐吉格利的新款式標誌著回歸燦爛的文藝復興精神；莫斯奇諾的染色人造皮革服裝反映了當代保護動物運動的曖昧影響。
■模特兒的最終目的是突出衣服而不是突出裹在衣服裡的身體；是突出商標而不是突出商標的使用者。「出沒」於自己身上所展示的衣服，模特兒扮演著矛盾角色。她（或者他）如同一種靈媒。透過她（他），時裝獲得生命，其活力及信息得以傳達。
■布迪亞（Baudrillard）認為，商標「不是普通的名字，而是一種有宗教意味的聖名。」商標散發出一種誘惑消費者的魔力。
■作為一個時間概念，「世紀末」頹廢絕望的情調來自於一種盛年不再、事事將休的末世觀點，但在另一方面「世紀末」這一概念又承認時間的周期性，並急切地盼望新紀元的到來。這兩個觀點都與基督教對時間的解釋有密切的關係。
■張愛玲的一段話：「衣裳似乎是為不足道的東西。劉備說：『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能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
■在《更衣記》中張愛玲寫到：時裝的日新月異並不一定表現活潑的精神與新穎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滯；由於其他活動範圍的失敗，所有的創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區域裡去。在政治混亂期間，人們沒有能力改良他們生活情形。他們只能夠創造他們貼身的環境—那就是衣服。我們個人住在個人的衣服裡。
■對愛滋病的恐懼扭轉了八十年代中國盛興一時的雌雄同體的款式；法國大革命兩百周年紀念啟迪了仿軍裝的潮流；九十年代初期的款式則突出環保意識。服裝潮流不僅僅反映或諷刺時代，它更是時代的先導。設計師和模特兒們永遠走在時代的前端，籌畫甚至預示了下個季節終將要時興的式樣。
■商標、服裝和模特兒的形象匯成了一種服裝政治。這不是普通意義上的政治，而屬於蕭兒（Naomi Schor）和蕾兒（Rey Chow）所稱的「瑣碎政治」的範疇：「時尚用感性、瑣細、多餘的方式表現了它與改革和革命等大『視景』間的曖昧糾葛。這些大『視景』企圖控制這些瑣碎的存在，但它們出人意料的反覆出現卻反而改變了這些『視景』。」
註:瑣碎政治（politics of details）是文學評論裡很重要的理論，簡單的說就是「從細微處去尋找意義」，當初的理論建構是立基於文學中的女性，一向都不參與主要的情節發展，如果小說的主角是女性，往往故事的情節就很瑣碎（paltrily），甚至看似沒有任何高潮，或者搞不清楚到底作者要表達什麼。這個理論的立基點是要人們回頭去看這些看似無意義的小事，因為它們實際上都是對主角具有意義的。
■根據平路的最新版韋氏詞典，「台灣化」意味著：（a）由於不斷盲目膨脹而失去界限的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或一種語言；（b）任何導致模糊曖昧及自相矛盾的感情的事物；（c）世界的將來。
■展望世紀末的中國小說，以下的四個方向或者值得有心人的追蹤（一）怪誕的美學；（二）以詩入史的敘事策略；（三）消遣並消解中國的姿態；（四）新狎邪小說的形成。這四個方向對以往現代中國文學的主要標籤提出反響。寫實風格、史詩抱負、感時憂國的主題漸行漸遠，一場場展現世紀末風情的好戲，正要上演。
■我們對某一社會的生活經驗，或好或壞，往往日久生習，也因此逐漸失去洞燭細微的審美或認知能力，好的作家能以別出心裁的方法，重新裝點我們習以為常的事物，以期使讀者由「聞新」而「知故」。
■狂想曲作為一種想像現實的方法，已是一種病徵。狂想是一種對現實的逾越，一種自欺欺人徵候。
■抒情風格強烈述諸文字符號本身托意引喻的功能；詩的表達在於文字最凝練的比、興演出。相對於歷史敘述對文字傳真、模擬的要求，抒情風格的敘述毋寧凸顯了作者與文字間相輔相成，卻又不滯不黏的一面。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能意識到任何的敘「史」行為只是敘「詩」欲望的延伸，我們也許可以跳出實證主義及種種意識型態的先驗牢籠，而一任文字想像的馳騁。歷史不是不「言」自明的；歷史一旦落了言詮，也就落入文字書寫的領域。強調以詩敘史因此不只是回到個人主義的老套，而是肯定歷史「想像」及「符號」的重要，以及人為而非宿命的註史過程。抒情的史觀因此是人本主義色彩濃厚的史觀，也是極具批判性的史觀。
■狎邪的基礎在於華麗卻疲憊的文華，一矯情卻婀娜的生命情境上。
去國與懷鄉
■五四時期以來的三○年，留學生小說代表的意義，約略有以下數點。第一，留學生小說以國外為背景，為中國文學引入了異鄉情調，相對的也烘托出鄉愁的牽引，及懷鄉的寫作姿態。第二，五四以來的留學生小說藉著孤懸海外的負笈生涯，凸現了彼時知識份子在政治及心理上的種種糾結，進而形生一極主體化的思辨言情風格，頗有可觀。第三，留學生出國、歸國與去國的行止，不只顯現留學生個人的價值抉擇，也暗指了整個社會的價值、政治環境的變遷。
■原鄉小說基本沿襲了傳統寫實主義的模擬信條，但也同時誇張或戲劇化其内蘊的矛盾。
■原鄉作品的敘述過程以及「鄉愁」的形成，都隱含時間介入的要素。今昔的對比，傳統與現代的衝突，往事「不堪」回首的淒愴，在在體現了時間銷磨的力量。
■相對於「時序錯置」（anachronism）的現象，我們亦兼可考察「空間位移」（displacement）的問題。此不僅指明原鄉作者的經驗狀況---「故鄉」意義的產生肇因於故鄉的失落或改變，也尤其暗示了原鄉敘述行為的癥結---敘述的本身即是一連串「鄉」之神話的轉移、置換、及再生。
■「故鄉」的人事風華，不論悲歡美醜，畢竟透露著作者尋找烏托邦式的寄託，也難逃政治、文化、乃至經濟的意識型態興味。與其說原鄉作品是要重現另一地理環境下的種種風貌，不如說它展現了「時空交錯」（chronotopical）的複雜人文關係。
■烏托邦的意義只有在與時俱移，不斷延挪後退的條件下，才得持續。…現實的墮落、聞名的愴俗、人心的澆薄，固有外在環境的佐證，也暗指作家與一特定寫實規範相生相剋的立場。
■沈從文在《三個男人一個女人》結尾道：「我老不安定，因為我長昌要記起那些過去事情….，有些過去的事情永遠咬著我的心，我說出來時，你們卻以為是個故事，沒有人能夠了解一個人生活裡被這種上百個故事壓住時，他用的是一種如何心情過日子。」
■尋根文學何止是玩弄鄉土色彩、擺弄神話傳奇的小技？它更隱含了作家追溯人間倫理關係，重估歷史軌道，自我發掘以及重建生存意義的抱負。
■莫言《紅蝗》猛然發現「追憶吃草家族的歷史，總是使人不愉快，描繪祖先瘋
傻的形狀，總是讓人難為情。」他強烈的犬儒主義正如作品中的紅蝗一般，一旦蔓延開來，將噬盡所有價值，破壞所有意義，過去與未來終成一混沌的循環，原鄉的高貴呼聲，終削弱成眾音交錯中的微小鼻息。
■鄉愁是鄉下人消費不起的奢侈品，但仍是隱藏在心頭一角的模糊欲望。
■李永平《吉陵春秋》形式本身的玩耍試驗，才是該書最大的成就。它顯示有心人可以閑熟的擺弄原鄉作品中的各個修辭符號，而不必汲汲追尋鄉土的「本質」或「根源」問題，它更顯示時間的錯置乃至停擺，已不再值得追悔或嗔怪。原鄉的渴求，或是天長地久、或是稍縱即逝，何不斤斤計較？
■原鄉的觀念或關係個人追本溯源的欲望、或牽扯宗教法統的感召、或表現地域山川的特質，可為眾說紛紜，各有道理。
■在不否定歷史、情感經驗確真性的前提下，我們亦須注意各種原鄉文學所兀自構成的敘事規範及符號象徵傳統。
■以「神話」一詞來審視原鄉文學的傳統，非但毫無貶意，反而強調其於我們的文學及社會體系中，運作不息的力量。
■司馬中原寫農民在天災人禍間的困苦，沉鬱蒼涼，兀自透露詩史千年的悲愴：
「萬國盡征戰，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為樂土，安趕尚盤桓！」
■能於平凡中成就不凡，當然符合了「有為者亦如是」的古訓。
■當人與環境的抗爭達於極限時，世俗道德的認知已難詮釋「命運」的力量。
■惟有參破了有形生命的醜陋與消亡面，還有人與神恩有限的交易心態，他乃能成就更清朗的神性觀照。
女聲殿堂
■女作家寫母親，男性作家也寫母親，在對母性歌之頌之同時，我們往往忽略了母性與女性間的關係與張力。
■女性主義批評的重點之一，就是在以男性為中心的文學史外，重新發掘一屬於女作家的傳統，並從中界定不同的美學及思維典範。
■母親的意義，有其歷史文化互動因素，不應永遠視為當然，也不能化約為中性、固定的角色；同時母親不易，做女人更不易呢。
■平劇裡有張腔（張君秋），四○年代風靡一時，至今仍是四大名旦以外，傳唱不輟的主要腔派。小說界也有張腔，肇始者不是別人，正是張愛玲。張愛玲也掘起於四○年代，憑著細膩深刻的文筆、特立獨行的作風，屹立文壇五十年矣。五四以來，作家以數量有限的作品，而能贏得讀者持續支持者，除魯迅外，惟張愛玲而已。
■「紅與綠的對照，有一種可喜的刺激性。」可是「太直率的對照，大紅大綠………缺乏回味」。
■三毛學得了張愛玲的天真，卻失去了張的狎暱；鋪陳了張的自戀，而了無張的警覺。易入夢而不易（也不願）驚夢，三毛的修為火侯未夠，到底使她成為滾滾紅塵下的犧牲。
批評的新視野
■所謂的客觀成規，指的是數千年來中國政教哲學思想所累積的一套論事觀物、知人治學的方法。當這套成規因五四前後反傳統風潮而失去約束作用時，實促進了主體意識的勃發。形諸於文學表現的，正是捨「我」其誰的權威聲音。現代小說不論浪漫或寫實、反共或擁共、男性或女性，都充斥這一聲音。
■只有我們能想像現實以外的種種可能，回頭來我們才能認清「真實」與「真理」的局限與偏執，也才能對從不曾完美的現實，徐圖改進。
■許子東的文章明白指出中國作家用現代派一詞，涵括「從十九世紀法國象徵派詩歌一直到目前流行在歐美的荒誕派、黑色幽默小說」，他將新時期學者作家對現代派的反應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焦點集中在「我們要不要現代派」上，大抵延續了傳統西學中用的功利觀點。第二段的重心移至「我們文學中的現代派好不好」的爭論。第三階段則將「現代」化為詮釋學關目，乃有「我們究竟有沒有真正的現代派」之問。
許子東的文章對西方現代派到中國後何去何從的問題，並沒有明確說明。但他冷靜的指出，「現代」之爭非自今始，我們毋須視之為洪水猛獸，也不必奉之為靈丹妙藥。值得深思的，八○年代中，四個現代化的口號高唱入雲，但文學上的現代化卻引起眾多不安。現代化的文學自然不一定要和現代主義或現代派文學畫上等號，可是有關現代派的爭議，卻絕對是偵測文學現代化與否的重要指標。明乎此，儘管許多的辯論如今看來都嫌小題大作，卻仍有力的見證了彼時學者作家求變之心的激切。
■夏中義《歷史無可避諱》他指陳在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運作下，一個以「再現歷史與真實為理想的美學觀念，如何可物化為一『避諱』歷史與真實的樣板。」許子東洽從相對的角度出招。他承認現代主義對新時期文學文論的震撼，卻也看到隱伏其下的危機。「現代」二字的不斷舞弄，並不就能使中國文學立即現代化起來。八○年代對現代主義三個階段的論辯，適足以說明像以往的現實主義一樣，現代主義也可以物化成為一個黨同伐異的新樣板，一種自我虛耗的新寄託。許不禁憂慮：「『我們的現代主義』，是否又會變為一種新的『我們的現實主義』？」
■高尚《論新時期小說創作的深度模式》，將新時期小說分為四大模式，各以西方理論作基礎。第一種「現象—本質」模式重新質問黑格爾、馬克思的美學觀點，求取剝除事物表象、直探本源的可能。第二種「確定—非確定」的模式，則淵源於卡夫卡、卡繆、沙特等所代表西方存在主義哲學與文學；第三種「精神分析」模式，顧名思義，是沿著佛洛依德對愛欲的探索，開發意識中非理性的疆域；第四種「顯義—隱義」模式又採納了結構人類學與語言學的論點，由意符意旨的無盡生剋中，描摹意義的飄忽存在。
■藝術既是意識形態的產物，也具有自主空間的範疇；既反映歷史動因，也有其自我發展的軌跡。
■歷史無可避諱，現實／現代主義的分殊、民族形式／西方影響的論辯終必證明其倒果為因的虛浮面；新時期文學的「現代派」實驗正是當代中國文藝「民族形式」的表徵。
■能夠描寫醜惡的人不是醜惡的人，而是與醜惡做鬥爭的人。
■作者自膺生命不可承受的重擔，務求藉文學暴露黑暗，鞭撻不義，改造民心。這樣的寫作觀點，的確凸顯了現代中國文學一種強烈的道德執著。然而對中國如此的過程關懷，也無形中限制了作家的想像力，造成其對探討人生不同層面的一大障礙。等而下之者，更使文學淪為道德宣言的附庸，或意識形態的宣傳品。
■夏（夏志清）特別以專章論述文學是不可脫離人生的：「好的」文學就是人生各種情境最精緻與具體表現。
■史詩性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作家必須要有一種史詩性的關懷，才能真正和歷史、社會中各種變化相結合，而獲致一個新的起點。所謂的史詩性即是文學的歷史及社會情境的發皇。
■女性主義學者如果只是汲汲於耍弄一些時髦的批評觀念，而疏於發掘、重估這些作家所形成的傳統，未免予人買櫝還珠之憾。
■有很多作品不見得在藝術情境上非常完美，但他們所揭示的許多問題到今天反而更值得注意。通俗文學、海外文學的重新評價也是此其時也。惟有秉持開闊的，不斷自我質詰的文學史觀，才有助於我們認識現代中國文學眾聲喧嘩的面貌。
內容簡介：
「英雄美人還是得從穿衣吃飯作起，市井恩怨其實何曾小於感時憂國？
梁啟超與魯迅一輩希望藉小說『不可思議之力』拯救中國。
我卻以為小說之為小說，正是因為它不能，也不必擔當救中國之大任。
小說不建構中國，小說虛構中國。
而這中國如何虛構，卻與中國現實如何實踐，息息相關。」
－王德威
◎從小說看中國：比起歷史政治論述中的中國，風花雪月、飲食男女或許更真切實在些。
◎以虛擊實：從國魂的召喚、國體的凝聚、國格的塑造，乃至國史的編篡，我們不能不說敘述之必要，想像之必要，小說（虛構!）之必要。
◎一反以往中國小說的主從關係，強調小說中國是我們思考文學與國家、神話與史話互動的起點。
◎全書分為五個方向：一、小說、歷史、政治的錯綜關係；二、晚清與當代小說的世紀末特徵；三、去國與懷鄉主題的興起與發展；四、女性小說與女性角色的流變；五、小說批評的向度與實踐。
小說是現代中國文學最重要的一種文類。過去一個世紀以來，小說記錄中國現代化歷程中，種種可涕可笑的現象，而小說本身的質變，也成為中國現代化的表徵之一。
小說不建構中國，小說虛構中國。而這中國如何虛構，卻與中國的現實如何實踐，息息相關。除了反映現實人生外，小說是我們想像、敘述國家史話或神話的重要媒介。更可注意的是，夾處各種歷史、政治大敘述的細縫，小說銘刻我們不該遺忘的與原該記得的，瑣屑的與塵俗的。在世紀末的眾聲喧嘩中，我們要說：「大」說聽多了，來段「小」說吧。
本書所討論的作品，始自晚清，迄至當代。涵蓋的文類則包括狎邪與政治、科幻與歷史、鄉土與怪誕等多種。藉此，作者不僅探勘現代中國小說的複雜脈絡，也強調「小說」虛構中國的必要，「小」說中國的必要。